“上楼”后，这个令人欣慰的情景是，农民搬迁到农村中心社区，成为拥有大产权房屋的“有产者”，腾退出来的宅基地整理为耕地，仍然归集体所有；农民在自愿前提下，承包地以出租或土地入股等方式流转到龙头企业或经营大户，统一进行产业化经营；农民从龙头企业或经营大户获得租金或分红等经营性收入，一些农民还因此成为农业产业工人获得工资性收入。

　　其次是找准支撑点，走一举多赢之路。从涿州探索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的运作方式，能够更好地实现农村有效发展，兼顾“富民”和“强市”双重目标。以义和庄六村联建为例，腾退出的１６４１亩土地指标置换到主城区京石客运站场新区，理论上可带动３２亿元投资建设。反过来，也为农村中心社区注入了建设资金。由此可见，只有依靠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才能人合心，马合套，更稳妥地分类改造城中村、城边村和普通农村，更有效地协调村民和企业两方利益，更充分地提供政策和制度保障，源源不断地注入发展生机与活力。

　　彭真怀表示，我国有６８万个行政村，２６０多万个自然村，农村居民点分布零星，一户多宅，人均占地都在１００平方米以上。长期以来，农村一直存在违法占地、邻里因宅基地闹纠纷、婆媳兄弟间财产不清等问题。究其根源，在于财产对象物的产权边界不清晰，影响了乡风文明建设，给基层政权也带来维稳负担。涿州市通过农村中心社区建设，集约利用农村建设用地，农民拥有房屋的居住、租赁、抵押和转让等各项权益，居户间的产权边界非常清楚。农村生活形态所遗留的历史问题，在农村中心社区建设过程中顺势解决。

　　“农村中心社区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到很多基础性改革议题，单项推进很难突出重围，全面铺开存在失控风险。涿州市通过启动农村中心社区建设，带动了农村道路、住房、能源、水利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当前经济下行背景下，这种探索消化了钢铁、建材等过剩产能，释放了农民购买家电、家具等消费潜力，打开了阻碍农村市场的制度闸门。”彭真怀说。

　　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