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价为百价之基”，800个产粮大县所产粮食占全国总产量78%以上，产粮大县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但从昔日的“鱼米之乡、富庶之地”，到如今的“经济小县、财政穷县”，产粮大县在一些地方成了发展落伍的“代名词”。

　　发展大潮中，不少产粮大县面临着周边地区的竞争压力，在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劳动力素质和区位条件等方面，工业县市发展工业具有比较优势，而产粮大县则面临着争取项目、资金、用地指标上的劣势。当看着原来不如自己的县市，纷纷通过招商引资开工一个个产业园、投产一个个大项目，财政收入节节攀升，远远把自己甩在后面，“种粮的不如吃粮的”，产粮大县怎能不“纠结”?

　　国家要粮食安全，地方要财政收入，农民要种粮收益。只有解开安全、财政、收益三者交织的这个结，13亿人的吃饭问题才会长久无忧。作为高风险、低收益的产业，粮食生产受自然风险与社会风险的双重考验。如何让农民种粮和地方政府抓粮“两个积极性”长期保持，检视着国家粮食政策的成效。

　　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来自于种粮的比较优势、效益最大化。近几年，国家给农民支付种粮补贴，实施了包括取消农业税在内的一系列惠农政策，激发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随着粮食生产成本上升，农民种粮的比较收益在下降。当种一年粮食的收益不及一个月的打工收入时，农民也许就会弃田而去。

　　不少农民之所以种粮，只是为了不花钱买口粮，种粮的积极性不低，但增产积极性却不高。农村种粮者年龄偏大，大多是留守农村的老人和妇女，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素质呈结构性下降趋势，在产粮大县更是越来越明显。而解决这一问题，并非朝夕之功。扶持大批种田能手、发展种粮大户、培育新型农民显得尤为迫切。有了种粮的规模化，才有更高的比较效益，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一些地方政府存在抓粮“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状况，原因在于动力不足。如果国家能继续加大对粮食生产尤其是产粮大县的奖励、补贴力度，全面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如果地方政府尤其是产粮大县注重打造绿色、优质的粮食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探索走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新路子，那么粮食生产的动力就会从“要我产粮”转化为“我要产粮”。从根本上说，只有让保耕地、保粮食成为一种自主意识，粮食安全才会获得足够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