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金融服务主要存在“四少”

　　一是金融服务网点少，影响农民工获取金融服务的便捷。农民工选择金融服务时主要考虑老家是否有服务网点。然而金融机构大量撤并农村营业网点，与农民工联系最为密切的农信社，其结算手段单一，资金汇划渠道不畅。返乡后办理业务的机构难以与在城里务工时衔接，对农民工获取金融服务造成困扰。

　　以辽宁省辽阳县为例，辖属15个乡镇、199个村，仅有乡村金融网点42家，多数大型银行已全部撤离乡镇，在乡镇唯有农信社、邮储和农行三家，其中邮储银行营业时间只有几年，还没有得到广大农民工的认可，农行网点偏少。农民工徐状说：“在城里打工用的是工行的银行卡，回家发现乡里连工行也没有，取款汇款都要交手续费，很不合适。”

　　二是金融服务品种少，抑制农民工使用金融服务的需求。目前国内个人银行业务快速发展，但农民工群体可享受的金融服务品种甚少。调查发现，多数农民工认为银行仅是存取款机构，办理存取款、汇兑业务的农民工占多数，只有极少数购买过理财产品和取得银行贷款。

　　辽宁银监局辽阳分局近日走访了200名农民工，其中使用银行账户发放工资的36人，仅占18%；持有银行卡122人，经常使用银行卡的70人，使用自助设备的80人；获得银行贷款的仅为58人，主要原因是银行贷款手续复杂；大部分农民工投资以存款为主，仅有30%购买过保险、基金、国债等理财产品。

　　三是金融服务宣传少，降低农民工认知金融服务的意愿。在辽阳市受访200名农民工中，知道信用记录的仅占总数23.5%；61%的受访农民工不知道ATM和POS机；71%农民工不了解理财产品。在反假币知识方面，76%农民工认为自己难以识别假币，80%以上农民工不知道如何处理假币，几乎全部农民工误收假币后，仍将假币流通于市场。

　　辽阳县吉洞乡赵家村村民赵生光说，银行机构开展“送金融知识下乡”活动很好，但宣传时间少，不“解渴”。此外，农民工工作任务重、文化程度低、接受能力差，根本无暇主动接受金融服务知识宣传，从而为宣传工作带来难度。

　　四是金融服务倾斜少，增加农民工享受金融服务的成本。农民工收入低，存取频繁，银行结算业务的收费适中已成为选择金融工具的重要依据。目前商业银行缺乏对农民工群体的政策倾斜，金融产品起点较高，直接影响农民工使用金融工具的积极性。

　　常年在外打工的王海勋说：“有的银行嫌存钱太少，存也难汇也难，我们就把钱攒在身边，年底回家的路上更是提心吊胆，害怕被偷。”据中国农业银行辽阳分行员工胡乃艳介绍，农民工挣钱非常辛苦，花钱更是谨慎，听说开卡需要交纳5元工本费和10元年费，往往拒绝办卡。

　　●金融机构“用脚投票”　国家政策“缺失缺位

　　辽宁省银监局有关部门分析认为，造成农民工金融诉求难以满足服务滞后的原因主要是有三方面：

　　一是农民工“先天不足”，加剧金融需求满足难度。一方面，农民工金融知识匮乏，加剧银行柜面服务压力。辽阳、鞍山的一些银行工作人员反映，农民工在办理业务中经常犯下简单错误，甚至花费1小时才能完整填好一张单据等。据灯塔市农信社夏春凤介绍，金融机构对外来农民工的户籍和信用状况不了解，对外出农民工的异地贷款管理难度又大，加之农民工流动性强，收入不稳定，缺乏有效抵质押，只能保守放贷。

　　二是金融机构“用脚投票”，抑制金融服务。商业银行对资金安全与收益的执著必然导致服务方向越发疏远“三农”，表现出城市金融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农村信用社已成为农民金融服务的主要中介，甚至是一些偏远地区的唯一合法金融机构。然而，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沉重、服务环境落后、信贷资金不足，农村金融市场出现了“一农”难支“三农”的困境。

　　三是国家政策“缺失缺位”，影响金融业务有效开展。支持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和金融教育的政策缺失，农民工综合素质难以提高，金融业务开展缓慢；针对农民工金融服务的监管体系缺位，辽阳银监分局韩惠认为目前的监管体系难以对农民工贷款的运行框架和经营风险进行科学规定和及时监督。面对民间金融发展壮大，国家尚未完善相关法规，引导民间借贷逐步规范，导致非正规金融风险积聚。

　　对农民工群体金融服务不足或缺位，衍生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值得关注。例如，在无法从正规金融获得金融支持的情况下，民间借贷成为农民工的“救命稻草”，它以简捷、高效的比较优势赢得巨大市场空间，高借贷利率成为诱发金融风险的“毒瘤”。徐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