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青年农民结婚时要是能备全“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台钟(或挂钟)和收音机，是很风光的事。那时，我家的经济收入十分低下，且这“三转一响”样样都得凭票供应，但我当年结婚时，却也“三转一响”一样不少。 

　　1965年6月，我初中毕业参加升学考试。老师说，为了便于掌握时间，最好备只手表。可是，我大哥、二哥、阿姐都没手表，甚至亲戚中也没有戴手表的。母亲说：“絶爷老早在上海教书时有只手表，解放初被牛桥沟浪亲眷戴到香港去了，时间长了，去讨蛮难为情个。小弟啊，就借只闹钟将就将就吧”。无奈，我厚着面皮，开口向当我班少先队辅导员的施玉华学姐借，她爽快地借给了我。那年，我顺利地考上了时为“大名鼎鼎”的三林中学。 

　　1970年12月，我当上了“亦农亦教”老师。到开年春节前，我随母亲到娘舅家去。大我一岁的表姐说：“弟弟啊，侬也算是个教书先生了，总要有只手表吧!”可是，我的月工资仅30元，哪能买得起手表呢。春节过后的一天，表姐来了。原来，她托宅上修手表的师傅买了一只26元的南京产“紫金山”牌手表，说要送给我，我婉拒了。因为舅舅家是贫苦农民，经济也不宽裕。这么重的情，我怕以后还不起。 

　　1972年，我和女友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那时人家结婚大多以有“一响三转”为荣。我家条件差，但也要为此而竭尽全力：到上海青少年无线电行，买了一套业余品半导体零部件，我自己动手安装了一架台式“红灯牌”三波段收音机，充作“一响”;拜托大哥到虬江路、中央商场淘旧钢管、自行车龙头、坐垫、钢圈、轮胎……安装了一辆“老坦克”;母亲通过她的“绣花徒弟”，在陈行公社供销社买到一只处理的蜜蜂牌缝纫机龙头，又到缝纫机三厂门市部买了一副次品缝纫机机架与车斗，共花费105元。最后“一转”最难，手表绝对是紧俏物资，就是弄到票，买一只上海牌的就要120元，只得拜托童年的玩伴蔡阿明，请他在供销社工作的女友赵小芳帮忙，花41元5角买了一台“三五牌”台钟。如此，我结婚时也算赶上了潮头——“三转一响”齐全。 

　　如今，“三转一响”不再是稀罕物了。音像俱全的电视机走进了千家万户，年轻人还几乎个个有台集多种功能的什么“爱粉”、“爱攀”;大多人家都拥有了轿车，自行车早已退居二线;四季衣服从商店购买，价格也不贵，且式样新颖，家用缝纫机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手机已经普及，连不少老人小孩也用上了，不但有清晰的时间显示，还会自动报时，手表一度无人问津。近几年来，那些“有立升”的人，即当官的，做老板的，还有那些赶时髦的朋友，把掏手机看时间视作为落伍，于是手表又开始流行起来。不过，这手表的价格再不是一百两百的，动辄就是上万元几万元的。垂垂老矣的我，就是有条件，也不会像当年那样千方百计去追求“与时俱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