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完后事，他儿子拿出大外公的遗嘱给我爸妈，那是大外公亲笔书写的，内容是，将巨鹿路的房子赠送给我爸妈。

　　●过了元旦，我妈就整整九十高龄了，虽说现在九旬老人不稀奇，但是像我妈这样脑子清晰、手脚麻利、无疾无病的高龄老人不多吧？呵呵。

　　我们去年就要给她做寿，中国人时兴“做虚不做实”嘛，可是我妈不同意，非要做实，用她的话说：“我不喜欢虚，应该做实嘛！”我们就在梅陇镇订了八桌寿宴，我们定居海外的亲戚都要来的。

　　在我心目中，这个世界上最令我尊敬、最值得我敬重的，非我妈妈莫属。我敬重妈妈的聪明能干，更敬重妈妈渗入骨髓的高贵品质。

　　真的哦，我妈妈是值得称颂的，因为她是一个内心有大爱、有怜悯的大写的人。虽然她平凡，但平凡中蕴藏着高贵，彰显着人性的光辉。

　　我妈妈出生在上海南昌路的一条弄堂里，我的外公在英国轮船公司做事，收入不错，外婆在家相夫教子料理家务，日子过得很小康。

　　外公外婆生养了四个女儿，除了我妈，都是大学毕业，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大姨还是院士呢！我妈之所以没读大学，是因为高中毕业时，新中国需要人才进入厂矿企业建设社会主义，我妈热血沸腾了，没有和外公外婆商量，就放弃了高考，以高中毕业的学历投入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先是在生产第一线当工人，几年后调入财务科做会计，再后来，入党，提干，在人事科科长的位置上退休。

　　用我大姨的话说，我们姊妹四人中，你们妈妈是最聪明的，是读书的料啊，她要是读了大学，做出的成就一定不得了！你们妈妈可惜了！

　　可是，我这辈子就没有听我妈说过一句后悔、抱怨的话。

　　我外公有个很要好的朋友，我们称呼他为“大外公”。大外公解放前做过洋行的襄理，懂四国文字呢，他们家住在安福路的弄堂洋房，上下三层，宽敞气派，日子也过得富庶、舒适。

　　大外公是我爸妈婚姻的牵线人，哦，我爷爷也是大外公的好朋友，大外公说，我觉得两家人家门当户对，两个孩子也是我看着长大的，应该是好姻缘。果然啊，我爸妈相亲相爱了一辈子。

　　●我是家中的老大，1952年出生的，下面有一对双胞胎弟弟，在当时鼓励生育的五六十年代，三个孩子算是少子女家庭哦。

　　我们是在南昌路弄堂长大的，我外公外婆没有儿子嘛，三个大学毕业的女儿都被分配去了外地，所以，我那在华东设计院做设计师的爸爸甘当半个儿，做了上门女婿。

　　从我记事起，妈妈给我的印象就是和气、和蔼，说话轻声轻语，从来不发脾气。爸爸比较严肃，话不多，有种不怒自威的震慑力。我们兄弟三人都和妈妈亲，都有点怕爸爸。

　　我读四年级了，那个星期天，妈妈烧了一锅红烧肉，装满一饭盒，交给我说：“大外公家现在日子不好过，你去他们家一趟，红烧肉是大外公最喜欢吃的菜，你给他们家送去。”

　　为保温，我妈找出小棉袄包住饭盒，叮嘱我，路上小心，快去快回。

　　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去大外公家，以前都是爸妈带我去的嘛。我抱着红烧肉，坐上公交车，很顺利地摸到了大外公家，大外婆开的门，见我一个人上门，还有点吃惊呢，我把红烧肉递上去说，这是妈妈才烧的，让我送给你们吃。大外婆喃喃道，难为你妈妈了，难为你妈妈了。

　　大外婆拉着我上到二楼的客厅，只见大外公正倚在沙发上看报纸。大外婆招呼说，文家的大公子来啦。大外公放下报纸，笑着朝我招手，示意我坐在他旁边。

　　他说我长高了，有小伙子的样子了。问我，你爷爷外公他们身体好吗？爸爸妈妈好吗？又问我在学校的学习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大外公摸着我的头鼓励我说，不错，学无止境，继续努力哦！

　　在我心目中，大外公跟我爷爷外公一样，都是脾性温和、知识渊博的可敬、可爱的长辈。

　　这以后，隔一段时间，我妈就会让我带上些好吃的送去他们家。

　　两年后，“文革”爆发了，人人自危啊！我爸妈都是不爱惹事的老实正派厚道人，但也受到了冲击。因为我爸没行政职务，就一个埋头设计沉默寡言的技术人员，加上他识时务，面对造反派的揪斗，不做反抗，老实就范，低头认罪，基本没吃什么苦头。我妈是党员科长，有造反派写她大字报，说她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什么的，好在我妈在厂里的口碑好，认识她跟她打过交道的工人和干部对我妈妈的印象很好，所以，那几个造反派翻不起大浪。

　　最苦的是我大外公了，造反派没收了他们家的小楼，把他们一家赶到巨鹿路一间房子，还冻结了他们家的银行存款，每个月就发十五元钱的生活费。这个时候我大外婆已经病逝了，大外公的大儿子在北京工作，小儿子高中毕业待业在家。

　　六十多岁的大外公平时家务事什么的都做不来的，造反派说他吃了一辈子的剥削饭，现在必须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洗心革面，劳动改造，勒令他每天两次清扫两条弄堂马路。

　　大外公的处境令我爸妈唏嘘不已。那天我妈拿出四张五元的钞票，跟我说，大外公他们每个月只有十五元，这日子怎么过？你把这钱给他送去。大外公好强，爱面子，会不收的，你记住，放下钱你就赶紧走。这事只有你去做，你是小孩，不会引起别人怀疑。

　　永远忘不了那一幕，走进巨鹿路的那条弄堂，远远地就见大外公佝偻着腰，笨拙地操纵着手里的竹扫帚，昔日儒雅、高贵的绅士大变身，整一个粗鄙、邋遢的糟老头！

　　我走近他身边，叫了一声，大外公。他转过身看着我，脸上现出紧张、尴尬的表情：“你怎么来了？”我说，我妈叫我来的。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卷成一团的二十元钱，乘他还没有反应过来，迅速放进他的裤子口袋，说：这是我爸妈给你的！不等他回话，我就小跑着出了弄堂。

　　在我去黑龙江军垦农场之前，每个月都会拿着我妈给的二十元钱去大外公家“雪中送炭”，我走后，弟弟接班，一直持续到1974年。

　　对于这样的善举、义举，我妈从来不张扬，不自我标榜。有一次，在和我妈闲聊时，说起这事，我妈很平静很淡定地说：“别人处境困难，有这个能力的话，一定要伸手帮一把，要是没有人给点温暖，给点关爱，会很绝望的，记住了，做人可以不去锦上添花，但一定要雪中送炭！”

　　●“文革”结束，我和小弟考进本科，大弟基础差了点，读了个大专，不过，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也算是含金量不低的学历了。

　　而大外公的儿子，老三届嘛，居然越过本科，直接考了复旦的硕士，大外公也苦尽甘来，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春。那时，百废待兴，搞四个现代化嘛，但是因为被“文革”耽误祸害，人才奇缺，年近七旬的大外公，因为曾经的身份和满肚子的学识，被政府重用，在金融和工商联系统做了高级顾问，重获社会的尊重，自身的价值重新得以体现，这对大外公来说，是晚年最大的安慰。

　　我们一家和大外公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名正言顺地来往了。大外公从来不提当年我爸妈每月二十元的“雪中送炭”，我爸妈也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不摆“恩人”的脸谱。我以为，他们都有正人君子的风范。

　　顺便说一句，大外公命运转机后，当年怕受牵连，很长时间不来往的亲戚朋友们，纷纷冒出来锦上添花，嘿嘿！

　　计划经济年代，职工调换单位和工作是很困难甚至说很难成功的事，作为人事科科长，我妈掌握着他们那个厂的人事大权啊，时常会有职工拎着礼品来我家“贿赂”我妈，希望她提供方便。我妈不要太廉洁清明哦，没有收过任何人的东西，却按照政策，帮助好些职工解决了困难，譬如，路远职工的对调、夫妻分居两地的商调，身体不适合原岗位的调离，等等，即便事情办完了，人家上门送礼，我妈也是一概不收。几十年过去，当年的那些职工在过年的时候，会来我家给我妈拜年，这个时候送的礼物，我妈不拒绝了，她说，这是人家的心意，不好拒绝的。

　　我家大小有三间房，这在八十年代的上海滩，算得上住房“富裕户”了，我和大弟结婚时，是没资格申请婚房的，我俩各占了一间房，小弟和爸妈住一间房，几年后，小弟有了女朋友，即便我们家人口有了变化，但还是不够申请住房的条件，一家人，尤其是我爸妈很为这婚房纠结。

　　这个时候，大外公的小儿子去了美国留学，大外公独自住在巨鹿路（哦，后来有关部门调整了大外公的住房，给了他一套三居室）。大外公知道我家的困难后，跟我爸妈说，我那里宽敞方便，让阿三去我那住吧！随便住到啥时候。

　　这对我爸妈来说，真是解决了大问题了，我妈喜出望外地说，不晓得怎么谢你呢！不过，我们以后有了房子，会赶紧腾房的哦！大外公摆摆手，不介意，不介意。

　　大外公的慷慨之举，解决了小弟无婚房的大难题，这以后，我们俩家的感情更好了。

　　我妈一直教育和关照小弟夫妇，把大外公当自家老人待，他年纪这么大了，你们上点心哦。我小弟媳算是懂事孝顺能干的女子，尽管大外公雇了全职保姆，但是，只要她有闲，都会去大外公房间相帮做点事，陪他聊聊天什么的，烧什么好吃的了，也会给大外公端碗过去，大外公喜欢音乐，小弟夫妇隔段时间就会买了上海音乐厅的票子，陪大外公“精神会餐”。总而言之，同住一个屋檐下，小弟夫妇怀着感恩的心跟大外公相处得很愉快，很和睦。

　　1994年，大外公罹患胃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哦，那时我们都工作忙，大外公感觉不适意后，是我妈带他上瑞金医院就诊的，拿到诊断报告，我妈呆住了，跟我爸商量怎么办？是否要对大外公隐瞒病情？还有，就是立刻电话告诉远在北京的大儿子和美国的小儿子他们爸爸的病况。我爸说，这瞒不住的，大外公是多聪明、多智慧的人啊，不是大病、恶病，有什么必要让工作繁忙的儿子飞回来？他豁达、看得穿，我们还是实话实说告诉他实情好。最要紧的是，帮他联系最好的外科医生，尽早手术。

　　果然，大外公晓得自己的病况后，满脸的平静，说，既来之，则安之吧！

　　因为手术必须有直系亲属签字，一周后大儿子到了后才做的手术。哦，给大外公做手术的那个医疗团队，可以说是上海滩顶尖的了，手术进行了六个小时，胃切除了三分之二，拿去了两根肋排和一大段肠子。手术结束，医生告诉我们说，手术很成功。这对我们两家来说，真是天大的好消息了！

　　大外公住院期间，我们全家人都参与了照料和护理，最辛苦的，当然是我妈了，她陪护的时间最长，休息的时候，还要给大外公煲汤。

　　大外公的两个儿子很不放心老爸的，但是因为那边的工作繁忙，实在请不出假啊，两难中，我妈说，你们忙你们的去吧，有我们一大家子人呢，放心好了！

　　大外公出院后的最初几个月，我妈几乎每天都会去他们家，给他烧吃的，陪他说话，陪他去公园散步什么的，我们几个晚辈节假日什么的，也会带上孩子去大外公家，哦，每年的年夜饭，我们也是在一起吃的。亲情在岁月的打磨下，暖暖的，浓浓的。

　　1999年，大外公的身体再次出现不适，谁也想不到，老人居然得了凶险的胰腺癌，又因为病变的部位不好，手术的难度和风险很大，大外公很平静地说，保守治疗、听天由命吧！

　　我们去草药店买中药煎给他喝，他儿子又寄来美国、德国治疗肿瘤的特效药，大外公在煎熬中度过了六个月的时光。眼见他越来越瘦，胸部的疼痛越来越严重，我们把他送进了瑞金医院的特护病房，十多天后，大外公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办完后事，他儿子拿出大外公的遗嘱给我爸妈，那是大外公亲笔书写的，内容是，将巨鹿路的房子赠送给我爸妈。

　　如此巨额的馈赠令我爸妈目瞪口呆，十分不安，我妈说，这个我们不能接受。他儿子说：“这是我爸爸的心愿，务必收下。在我爸爸处境最艰难、生活最困苦的时候，你们每个月送的二十元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和信心。”

　　巨鹿路的房子现在是我妈和小弟一家居住，那里属于保护性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