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读书，有一个人不能忘记。

　　他是我初中的同学，叫顾德林。那时我在石桥中学念初中，课程很轻松，物理学的内容是“工基”，什么叫工基，现在也说不上。工基课开上了，满面笑意的赤脚校长给我们叫来了一台手扶拖拉机，那个开拖拉机的小青年给我们上课，我们围着他问这问那，最后是每人要会发动手扶拖拉机，怎么发动？就是左手按住油门，右手抓住拖拉机的摇柄向右来回摇转。摇的速度要慢慢加快，要到听到拖拉机排气口喷喷的声音就知道成功了。我记得，男同学是个个摇成功的，女同学是个个摇不成的，她们的臂力不够大，即使摇到手臂发酸，甚至脱臼，拖拉机依旧无声息的。

　　摇好了拖拉机，就算学好了工基课，老师学生都很开心。

　　那时候，所有的课要求都比较低，主要会听就可以打及格分了，回家没有任何的作业的。回到家，时间都很早，我们扔掉书包就可以割猪草、打弹子，捉迷藏，仓库场打仗了。所以要看点书，确实有机会与时间的，但是书呢？要看书没有书是当时的情况，就像现在到处是书却不看书一样，人都在矛盾中过着平常的日子。有一天在上语文课，我对顾德林说老师讲的我都背出来了，无趣。同桌顾德林见我翻着白眼，碰了碰我手肘头，悄悄对我说，你要看书，我家有的是。不过，要保密的。下课后，我们俩跑到了操场一角，相互拉钩，我起誓不对任何人说看书一事，他起誓一周给我借一本。就这样，我就有书看了。

　　顾德林给我看的第一本书是《红岩》。《红岩》是红色的封面，非常厚，捏上去沉甸甸。第一次看到小说的样子，自己又能够读这样的小说，心里有股自豪的气味。看到故事里的人物做这做那，很是忙碌，就像电影里的人一样，在我面前动了起来，心里很是激动。我看书经常性地看到半夜过后，母亲怕我看坏身体，几次三番偷偷地到我房间里来，要我早点睡觉，我应承了却没有做，继续看书。这样的夜头过了一周，母亲就叫我搬到她房间里睡觉了，道理是怕我踢落被褥着冷。我去了，晚上看书了，还没有到十点，母亲往床沿的墙上一摸，哧哧一声，电灯就拉灭了。电灯一灭，眼前就一团漆黑，那个时候的夜晚是真正的夜晚，黑，也黑到眼前的，我只好将书放下睡觉了。不过，也在那个夜晚，我知道了母亲要我搬过去同睡一房的原因，这灯拉亮与拉灭的权利全在她手里了，我看书也不由我心情了，所以我睡觉尽量不翻身，好及早找到回自己房间的理由。

　　尽管如此，一年里，我还是看了许多的书，因为顾德林信守了诺言。顾德林每一次给我新书时，总是挤眉弄眼，然后我们俩悄悄地躲开同学到操场上，立定后，眼睛还要东张西望。顾德林给我的书总是里三层外三层包了报纸的书，给书时还要叮嘱我快点、轻点。我拿到书后，迅速往自己的前胸衣服里塞去，像塞一块宝贝似的。这场景像电影里、小说里的地下工作者一样，我们自己感觉这还书借书的过程，就是书里的故事，因此觉得自己在学地下党，在做地下党工作，自己最后也成了地下党，很神秘，也很庄重，也很骄傲。

　　顾德林给我看了许多的书，看完《红岩》后，他陆陆续续给我看了《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还有冯德英的《苦菜花》，《迎春花》，还有巴金的《家》、茅盾的《子夜》等等。到我即将初中毕业时，他给我一本书名叫做《你到底要什么》的书。我问顾德林，你家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书？他说，书是他父亲的。他父亲在铁路上工作，走南闯北，到一个地方买一个地方的书，买了带回老家了，藏起来了，都藏在父亲房间里的樟木箱的底里，都是新书、都是厚书。他的父亲一到铁路上要工作一个月、两个月才回来小住几天，所以我看了还，还了借，借了看，看了还，这来来回回的时间有的是。

　　就这样，我就认识了江姐，感觉江姐围上围巾的样子特别革命，江姐挺胸的站姿特别优美和富有战斗力量；我也认识了许云峰，碰到自己手指被镰刀割破出血就想到要学一学这位大英雄，命令自己坚强些；我同时也恨透了甫志高，觉得做人做事都不够朋友，做朋友要忠诚；我也羡慕刘洪大队长的本领，能够做到弹无虚发，一个点射一个鬼子，对芳林嫂细致入微关心刘洪大队长的行为竖起大拇指，感觉芳林嫂就是母亲，母亲就是芳林嫂。也恨透了王柬芝，对王柬之伪装进步，骗取信任，当了校长的情节印象深刻。看书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知道了王是个坏人，但书中的娟子等一些人怎么会还不知道呢？而那本《你到底要什么》的小说，我看不懂，但是我从小说里知道，苏联是个国家，苏联有很多的特务，特务可以是女的，也可以是最漂亮的女孩或者女人。

　　整个的初中阶段，教室里，我学得知识不多，那是那个时代的事情。但在教室外，我看了许多的书，这也是知识。后来读了高中，读了大学，看的书更多了，我记得我读托尔斯泰的《复活》时，光笔记就做了十万字，但真正记住的很少，倒是初中时读的那些书，不管是故事、人物、情节，还是意思或者意义，我至今没有忘记，所以特别感谢顾德林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