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中国，面对愈来愈严重的农村“老龄化”和“空心化”，“今后谁来种田”的困惑和质疑变得愈来愈触目惊心。不可否认，这种困惑和质疑决非危言耸听，于是“新型职业农民”的概念呼之欲出。

　　何谓“新型职业农民”?2012年3月20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决策研究室、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农业部、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在京召开了“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对何谓“新型职业农民”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新型职业农民”除了是生产者之外，还是农业先进科技的应用者、农业生产的投资者、农业经营的决策者、农业生产市场与自然风险的承担者。

　　毫无疑问，“新型职业农民”，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相对于传统农业(peasantry)，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颠覆，而其核心转变按照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的经典定义，就是“传统农民”的主要追求在于维持生计，是身份有别于市民的那个群体，而“职业农民”(farmer)则充分进入市场，将农业作为职业和产业，并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使报酬极大化。

　　千百年来，传统农民始终是构成中国社会的主体，自给自足生产模式的最高境界是衣食无忧，但致富却始终是一种无法企及的奢望，而已经在中国大地产生的这个“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则将通过自身的作为一方面打破“今后谁来种田”的困局，另一方面则改变“农民无法致富”的定势。

　　是否自愿选择将农民作为自己的职业，是职业农民和传统农民最大的区别，因此，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工作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许多情况要调研，许多政策要制定。培育谁?如何培育?如何吸引“70后、80后、90后乃至2000后的”新型职业农民回乡，或者由城市到农村?如何保证他们的收入与二、三产业相等?从“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变，实质是农民由“身份”向“职业”的转变，让农民作为一种职业接受市场的选择，这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都具有深远意义。

　　事实上，就在我们的广泛谈论农民和农业的“空心化”时，在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一些地方，已经势不可挡地涌现出一批种养大户、农业标兵、合作社理事长、农业投资者、农业科技应用者。他们以自己的超前实践和致富经历，在诠释农民不仅仅是一种与土地为伍的身份，而是一种可以“赚钱”的具备高性价比的“职业”，某种意义上，他们已不自觉地成为中国“新型职业农民”的“先驱”。

　　日前，提出在“十二五”期间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上海，将“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培育的重点，投注到了青年一代身上，市委农办、市农委主任孙雷在其主持召开的“上海农业青年人才座谈会”上指出，“拥有和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农业青年人才，是上海发展都市现代农业的希望所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目前“上海农业青年人才协会”正在积极筹备之中，笔者以为，这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工程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举措，其作用和意义将在上海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日益得到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