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妙兴

　　1966年7月，我有幸和漕泾兄弟大队21位平均年龄20岁任职不久的年轻干部，受组织委派前往松江县农校开始为期一年的学习生活。虽然这段生活已经过去了57年，但仍令我记忆犹新。

　　那时的松江，的确是个“大松江”，漕泾、山阳、枫围、朱行、亭新5个公社和亭林、枫泾2个建制镇均属松江县，1966年10月这些地区划为金山。而漕泾也是个“大漕泾”，辖区内有21个大队，1966年10月黄沙、花园、迎龙三个大队划归奉贤胡桥公社。那个时候去松江先乘公交车至米市渡,再坐轮船橫渡黄浦江,上岸后花1角5分车费到达学校,单程两个多小时，虽路途遥远，但大家都求知心切乐此不疲。

　　进入学校后，学校实行了军事化管理，学政治、学文化、学军事，令人羡慕的是，学校给每个学员配备一支步枪，我作为班长，配发了一支冲锋枪。学校聘请驻松江部队解放军战士前来学校帮助军训，练习刺杀、投弹、射击等，一个月后进行的实弹射击训练，同学们来到地处城南的打靶场，每人领取三颗子弹，依次射击完毕后，由报靶员报吿射击成绩。

　　随着“呯、呯、呯”三声枪响，我将三发子弹从枪膛射出。报靶员数了又数，挥动小红旗报告了“三枪四中”的异常记录，现场近百双眼睛盯着我，都表示难以置信，连我自己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教官向我再三核实：“你射击了几颗子弹”，“报告，我射击了3颗子弹”。正当大家议论纷纷时，离我不远处一位不知姓名的同学站起来报告，说他瞄错了方向，子弹打在别人的靶牌上。疑团解开，是这位同学“脱靶”，最后教官宣布我的射击成绩是“三发三中”，而那位同学因瞄错了靶牌，被宣布零分处理。

　　劳动，是学校的重头课。当时松江有个种粮能手陈永康，他科学培育的“老来青”水稻亩产粮食超过一千斤。学校聘他为校外老师，在城区外的一片土地上，我们每周有半天的劳动课，陈永康在田头讲解科学种田的知识，手把手指导我们精选良种、合理密植。有一次，移栽一款高产新品种，要求单株插种，拉大行距，还要横挺竖直。这可难为了大家，就是在家乡有一手插秧技术的同学，也得从头学起。弯腰曲背一直忙到中午12点钟，才完成了布置的插秧任务，同学们肩背着枪支，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打靶归来》歌曲回到了学校，沿途吸引了满大街的行人。

　　半年后，我们的校舍从松江党校搬到了九曲弄内，据说是一幢废弃的庙堂，大多是一些老式平房，远离了喧闹的中心城区，环境冷落了许多。不久，我们班的同学被安排到松江天马山公社体验生活，住在山脚下农民的家里，开始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带教老师还要求同学们与当地农民“三融”，融入思想感情、融入生活习惯、融入劳动锻炼。

　　前不久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大家回想起那段岁月都认为补上“三同”这一课，对青年人的进步十分必要。

　　在天马山，我们还遇见了来自漕泾的老乡。原来在六十年代初期，当时的漕泾盐场遭遇到了“地无一只角，晒盐产量低”的困境，政府动员一部分盐民向内陆迁移，其中有几十户人家迁移到了田多劳力少的松江天马山。他乡遇故人，尽管互相不太熟悉，但当听说是从家乡过来的人，顷刻热络起来。我和几个同学一商量，征得老师同意后，应邀搬进了老乡家里，并经过老乡的引见，逐步熟悉了其他乡邻，这样比较顺利地闯过了“三融”关。

　　虽然这段学习生活只有短暂的一年且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已成了我心中难以忘怀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