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04:倾诉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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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7日 星期五 出版 上一期  下一期 返回首页 | 版面概览 | 版面导航 | 标题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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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讨薪维权那些事
  倾诉与聆听,城市人的情感故事。

  请勿对号入座。

  组合Ⅰ 

  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

  口述/丁万成  文字整理/刘千荣

  事隔十年,我重新走进一中院,所不同的是上次我旁听,这次我是当事人。

  ●我的故乡山村流传这么一句话:“饿死不要饭,屈死不告状”,可没想到,在上海打工的我却打了好几场劳务官司,有为自己维权,也有是为老乡、同事维权。

  读书的时候,我就对《法律常识》等功课特别感兴趣,怎奈我们那个偏远的山区太穷,勉强读到高中毕业,父母再也无力供我复读了。恰好上海的一家乳品厂去我们那招零时工,高中毕业的我符合文化程度要求,被录用,我就到上海来了。在厂里做三班倒工人,不是很忙也不是很累,我选择了参加法律自考,当时的想法是拿到文凭后,再考一张律师资格证书,圆自己做律师的梦,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干。自考路上不平坦,打工的饭碗更是不牢靠。

  学习和打工——我一直想着能够鱼肉和熊掌兼而得之,但冲突还是难免,不止一次我是上完夜班直接进考场的,苦是苦了点,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偏偏有那么一次,考试时间我要上早班,本来我是做了应急备案的,说好和一同事调班的,但天有不测风云,那位同事家中有急事,请长假回老家去了,这一意外变故让我措手不及。请假来不及,放弃考试半年白忙。万般无奈,我请了一个不在乳品厂上班的老乡替我顶班,这种办法我和老同事偶尔试过,基本上安全过关。也不知道咋这么巧,一向很少深入最前线的车间主任那次就去了我们车间,抓住了顶我上班的老乡。让一个不是乳品厂的人进来上班,这罪名可不小。那是一家国企,我的事情成了厂方要抓的反面典型,面对通报批评和不菲的罚款,我选择了辞职。

  辞职那会我和在夜校相识、相爱的的女友刚搬到一起住,我的女友倒是很大方,没往心里去,让我安心复习功课,把法律专科的最后几门课拿下来再说。我也想边看书边找点好的工作,也就这么做了。没想到我的女友没意见,她的闺密们,我的哥们却有了意见,说我在吃“软饭”。这名声多难听啊,我看不进去书了,说我还是去找工作。女友送给我一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2001年底,我在乳品厂的原同事带他的一位老乡郝建军来到我的住处。郝建军在沪郊一家服装厂打了一年工,到了年底却没拿到一分钱工资,他平时喜欢看《劳动报》什么的,他想通过法律讨薪维权,听我前同事说我在自考法律,慕名前来向我讨教。我想办法从网上下载了《劳动法》,我们一起领会《劳动法》精神。这个郝建军领悟能力还真不错,写得一手好钢笔字,居然把一纸诉状写的还真像那么回事,但怎么也没想到,当他到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却被踢了皮球,因为他打工的那家服装厂办公地和注册地不在一个区,两个区的仲裁委互相推诿都说归对方管。郝建军找过来问我咋办,我向我的上课老师咨询。老师说依法讨薪就得按法律程序走,必须先仲裁。

  后来,郝建军不知道听了哪位高人的指点,以仲裁委不接受外来工仲裁为由,迈过仲裁这一关,直接去了法院,法院给立了案。接下来的开庭我作为旁听者,第一次走进了神圣而庄严的法庭,那时那家区法院还未重建,房屋设备比较老旧,但我还是从中感受到了威严感。

  我和郝建军都是第一次走进法院,估计那家服装公司也是第一次当被告,因此主审法官要什么证据,比如工资发放清单、考勤记录,那家服装厂都非常老实的提供了。这样证据确凿,法官以事实为依据庭审很顺利。在春节前,郝建军如愿拿到老板拖欠他的工资。这场官司给我们的启示,法院办案很规范也很公正,只要合法合理,又有证据,打赢官司也不是难事。郝建军在回老家过春节前建议我就别再找工作了,来年我们一起替人讨薪也能赚钱。

  我觉得这还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帮不懂法者维护自身权利,还能给自己带来收入,不用天天上班,有利于自考,还真是一举多得的美事。不过,我也有隐隐的担忧,根据有关规定,像我们这种没有律师证的人为人做代理是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万一收不到代理费咋办?但我想试一试。

  我们第一次做代理人是为郝建军在服装厂的女同事代打官司,这位女同事是位技术能手,还兼着组长职务,工资相对来说比较高,做的年头又久。我和郝建军搜集证据,写诉状,满怀希望的忙碌着。可能是基于上次的教训,用人单位对法官要求出示的证据不是那么积极了,甚至还伪造了一份崭新的考勤记录,这样一来虽然赢了官司却比我们预估的钱数要少很多,看到郝建军的前同事拖家带口的,我们只象征性的收了一些材料费、乘车费用。一场官司打下来,我们基本没赚到什么钱。

  到了2002年的9月,自考日期临近,我暂时终止了给人代理劳务官司的忙碌,而是专心温习功课。这期间郝建军继续代理我们揽下的几桩劳务官司,有他以前同事的,也有我和他老乡的,还有老乡介绍来的。郝建军很忙,但是几场官司下来,他似乎并没有赚到什么钱。由于当时用工不规范现象比较严重,官司大多能打赢,但被侵权的员工工资普遍不高,一场官司赢下来,一般也就二千、三千块钱的样子。自觉一点的,会从中拿出一二百给他算做代理费用;不自觉的赢了官司拿完钱就玩失踪,空忙一场。

  郝建军还真能坚持,热情颇高的他说,就是要当王海一类的人物,只不过王海打假,他在维权。当时在深圳替农民工维权的重庆律师周立太名气还不响,否则郝建军该说他要做周立太了。2003年春节过罢,结束自考专科考试的我和郝建军接手了一宗相对来说钱数比较多一点的劳务官司。之所以钱数多,是因为这个劳务官司的当事人工资高一点,因为他们一年到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上夜班,做了七八年,老板拖欠的工资又多,所以算出了两万多块钱,保守一点估计赢回来一万五六千应该没问题。

  我与郝建军见了案件原告曾凡中,得知曾凡中在那家犬业公司做了八年多。犬业公司在他入职的时候收过他押金一千三,还收了他服装费、代交保险费总共一千六,而在他工作期间又强制把押金改成培训费,这也就意味着原本要还的押金因改成培训费而不用退了,不仅如此,公司还从工资中每月扣二百块钱当做工作犬保证金,一共扣了四千,此外还拖着七八千的工资。真是长了见识,那家公司居然发工资是跳发工资,如2001年的三月份工资发了,四月份、五月份工资不发,发六月份的工资,就这样累计下来欠了这么多工资。犬业公司办事没人性,我们发誓一定帮曾凡中打赢官司,讨回公道。

  ●看的出,曾凡中一直情绪很愤怒,因为他在去仲裁的时候,也遭遇了和郝建军同样的遭遇,被两个区的仲裁委踢了皮球。曾凡中不知道该咋办,才在老乡的介绍下向我和郝建军咨询,郝建军主动请缨,说由他和我做曾凡中的代理人。曾凡中有心拒绝但怕自己没打过官司,很多环节不懂会吃亏。只得勉强答应,双方都没说代理费是多少钱。

  开庭的时候,法官问原告姓名?曾凡中回答了。法官又问出生年月?曾凡中就有点反感情绪,说诉状上写的有,不过还是说了。法官很不满的看了曾凡中一眼说:“这是开庭必走的流程,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诉状上写的也确实有,但我还是要问。”接下来的提问,曾凡中回答问题的时候还是话里带着火药味。我拉了一下他衣袖才使他情绪平息。

  因为郝建军帮着临时增加了一条诉讼请求,法官便宣布休庭,说让被告回去准备答辩和证据,择日再重新开庭。宣布休庭后,法官说原告和代理人不要走,我们谈一下案情。曾凡中停下脚步却被郝建军给拉出了法庭,说是法官想给双方调解,没什么好谈的。我则认为谈一下也未尝不可,但想到郝建军更有实战经验,也没再说什么。

  也巧,乘公交我和曾凡中同路,曾凡中说郝建军增加一条诉讼事先没和他商量一下,我说他也没给我说过,不过增加了就意味着可能多赢钱,是好事情呀。说完我就劝曾凡中和法官说话态度好一点,别跟吃了枪药似的。曾凡中叹了一口气说:“我一直感觉那法官在向着用人单位说话。”

  我觉得自己正参加法律自考,也读过很多法律方面的书,就说法官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他是想在你面前树立威严感,让你对他有所敬畏,他审理案子才会有主动权。曾凡中没说什么,等二次开庭,他的态度真的也就转变了。庭审即将结束后,法官问到了双方可愿调解,因双方开出的钱数差距太大,法官说他来判。

  没想到在证据原件是否交给法官环节上双方发生了争执。法官让曾凡中把原件证据交给书记员,说是写判决书做参考。郝建军则说不能交,如果法官和用人单位勾结,把原件证据毁了,这官司还怎么打。曾凡中和我也觉得郝建军说的在理,可法官让交,曾凡中为难了,手拿着证据原件有点不知所措。

  郝建军见状,走上前去从曾凡中手中夺过证据,准备放进自己包里。法官厉声命令郝建军把证据原件放在桌子上。郝建军不肯,法官说你不放我叫保安,说你搅闹法庭。郝建军这才把原件放在桌子上。望着左右为难的曾凡中,我走向前对法官说:“我们不懂,如果确实需要留下证据原件,我们留就是了。”法官叹了口气说:“你们找到我们,却又不肯相信我们,不愿把证据留下,难道怕法院给毁掉了吗?”法官让书记员给曾凡中开了收据清单,才把证据原件收了去。

  曾凡中的案子判下来,曾凡中胜诉,赢了一万三千多块,因为被告不服又上诉到中级法院。这次曾凡中没请郝建军和我做代理人,却问我可愿去旁听一下。我答应了,并带着女友一起去旁听。见了面曾凡中解释说,一审法官对郝建军印象非常坏,建议他不合适做代理人,于是就没叫他。二审维持原判,曾凡中付我们代理费,郝建军嫌少没要,为此二人关系有点僵。我倒是无所谓。

  ●去中级法院旁听后,女友劝我赶紧找工作,别再想着靠给别人代理官司赚钱了。我觉得也有道理。然而没有律师资格证书,只有专科文凭的我想找一个法律方面的工作还真难!不得已通过中介进了一家大型物流公司,我负责装货卸货,干的是力气活,还是三班倒,上夜班那叫个苦。

  也许是因为我学过法律,经历过劳务官司,所以我特别注意单位违法的证据保留。在我辞职后我准备依法维权,已经是我老婆的女友则坚决反对。我联系郝建军想让他做我的代理人,他说早就金盆洗手不干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代理一个案子,打赢了官司非但没要到代理费还被原告当事人纠集几个老乡打了一顿。郝建军说连周立太都难要代理费,更何况我们没有律师证的“山寨律师”呢。

  请不到代理人,我又不甘心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犯。自己写诉状去维权。想尽快结束案子,我试图跳过仲裁这一关,就直接去法院要求立案,理由是仲裁不受理。法院的工作人员说不受理他们会开个证明给你的,请你出示。这时我才知道较之十年前,如今的法律程序严格多了,只得从仲裁开始,没想到仲裁却判我全输,几条诉讼都不支持。

  我交了公司胸牌、员工手册等证明我是这家物流公司的员工,状告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未交社保,更没有付加班费。仲裁员以我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我在该物流公司连续工作,所以判我输了。我说这个证明也容易,可以调阅物流公司的工资发放清单呀,我每个月工资用现金发放,领取时我都签字的。仲裁员对我的提议不置可否。

  输了仲裁,遭到了老婆的数落。可我心里不服,重新搜集证据上诉到法院,法官说他们不是公安局,无权强制调阅工资发放清单,不过他们认为我提供的证据已经构成证据链,所以支持我双倍工资、补缴社保和加班费的请求。被告物流公司不服,上诉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事隔十年,我重新走进一中院,所不同的是上次我旁听,这次我是当事人。

  一中院维持原判,我赢了三万多块钱,我老婆还是说我,让我以后不要打官司,更不要替别人打官司。可喜的是,在我自考本科结束后,我报考律师证书成功,成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工作就是在维权,为人代理官司。每次走进庄严的法庭,我都会想起当年维权的那些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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