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彤
那年我6岁,父亲和几个乡亲从苏北结伴前往广州,去寻找那个“遍地是黄金”的梦。可没过几天,几个外出闯荡的大人们就都回来了。我记得父亲带回来一袋甜枣,用一个红色塑料袋装着,我坐在家门口吃着,一个接着一个。一晃近30年了,我已无法准确描述它的味道,甚至对它到底是不是甜枣都很怀疑。于是,我询问母亲,母亲肯定地告诉我那绝不是甜枣;我不甘心,又去问父亲,他也是这样答复我,但它到底是什么?竟没人记得了。
我感到很失落,因为那是我对这件事的唯一记忆。这些属于那个时代的深刻印画,以某种幽默诙谐的方式展现的社会剖面,对于一个6岁的孩子来说,完全超出了她对这个世界和周遭事物的认知。我能记起的,就只有那入口的一丝丝甜蜜滋味。
当时,打工潮一浪高过一浪,地处穷乡僻壤的人,即便明知希望缥缈,还是不甘心局囿一方。考虑到同为经济热土的上海离家更近,生活习惯更相似,父亲打算再搏一次。那年下半年,他和小姑父两人一起来到浦东三林。然而,彼时没有同乡人照应,没有地方落脚,再加上父亲性格内敛,在打工者中很难“吃得开”,不到一个星期,他便又回去了,此后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
直到2003年,家中出现变故,父母为了生计,才不得不再次远走他乡,最终还是落脚到了上海,期间甚至连续10年没有回过家。也是从那时我才明白,记忆中那份甜甜的滋味是那样珍贵,它建立在短暂的分离和美好的愿景上。
这一次,因为有先前已在上海工作的亲戚照应,父母很快就在上海找到了工作,也租了房子安定生活。从第二年开始,才13岁的我渐渐学会了自己坐大巴,还能带着妹妹,历经六七个小时的长途颠簸,在每一年寒暑假与父母团聚。
我们一家四口住在一间民房,仅5平米左右,每个月房租是170元,那是我们当时唯一租得起的房子。那一片民房都是两层建构,房间最大不超过20平米,一间紧挨着一间。两栋之间间距很短,每当我抬起头,只能看到一片非常窄小的天空;而即便是这一小片天空,通常也被眼花缭乱的电线和晾衣绳分割成了几十个小碎片。那个地方,地面似乎一直是湿的,墙角上总是布满青苔,女人们好像永远在洗衣服,空气中始终回荡着忽高忽低的嘈杂声,只有到了深夜,才慢慢恢复安静。
有一次,白天我吃了很多西瓜,毫无意外,深夜便开始急着上厕所。厕所在室外,我迷迷糊糊站起来,准备摸黑出门。忽然,父亲像被按了什么开关,弹簧似的猛然坐起来:“是谁?干什么?”母亲随声也应激弹坐起来,大喊:“谁?谁?”我被吓得愣在那,半天出不了声,最后才慢吞吞地,几乎要哭出来:“我,我想上厕所!”母亲赶紧安慰我,她的声音有点沙哑,蔫蔫的,仿佛刚刚的那一声嘶喊耗尽了一个睡眠中人所有的力气;而父亲,至今我仍能清楚地记得他坐在床上的身影。
那晚,我久久无法入眠,想起那个在家门口吃甜枣的懵懂女孩,心里一阵酸苦。作为刚到上海的外地人,我当然看过高耸的东方明珠,领略过汤汤黄浦江,也必然拍下了以东方明珠为背景的外滩照片。这都是站在高处一眼就能看到的上海,而我年少时生活在上海的低处。那是整个光鲜亮丽的大都市真实存在的微小局部,也是辉煌进程中的上海在阵痛期间的一段写照,但它却形成了我对生活最本质的理解,对城市化作用于个体身上的切身体验。
渐渐长大,求学南京,到大学毕业时我没做多的思考,直奔上海。和父母当年盲目的闯荡不同,我有我的目标,有自己的憧憬。若干年后,我已在这里安居乐业,一切变得欣欣然起来。
已经离开上海近10年的母亲放心不下,专门从老家来探望我。那天,我们母女俩在我生活的小区里闲逛,她环顾四周,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惊讶地问道:“现在电动车都不用锁了吗?”我淡淡地笑了笑,告诉她,现在上海的治安很好,尤其是小区的管理很规范,经历了老房拆迁、租房整改,上海早已变得有序清澈,由表及里,处处散发着大都市的风范。
后来,我们还去了早年刚到上海时曾经住过的地方,那里早已改建成一块绿地,丝毫不见当年的一点痕迹。于是,失去了,又有点怀念。远处太阳初升,屋顶闪着金光,瓦缝里冒出的野草在阳光的照射下嫩绿透亮,我的记忆中又涌上了甜枣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