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在上海能有一间石库门房子，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虽然面积狭小生活局促，但苦中也有很多的快乐和有意义的事情……
情事
倾诉与聆听，都市与乡村的情感故事。请勿对号入座。（图文无关）
口述：阿东 文字：施卫国
◆上海的石库门房子，在八十年代前算是很新潮正规的公房，如在国营单位里工作的小青年结婚，需要申请排队等待很长时间，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分到一间石库门房子，那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大事，也折射出了当时上海住房的紧张。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上海市对石库门租赁房放开了政策，可以自由买卖，我也赶上了这个“潮流”。因为当时女儿即将大学毕业，寻找工作需要把户口从大学里迁出来。可我在市区没有任何亲戚挂靠，急得无计可施。
正巧，厂里有位同事的姐姐在马当路上的一家房产中介当经理。在她的鼓励下，我去上海看了几次二手房，最后相中了位于顺昌路上石库门房四楼的一间三层阁。只有八个平方米加一个三平方米直不起腰的小阁楼，开价四万元。
那时人们的工资少，就是这点房款我还问乡下亲戚借了一半。交易后，办了过户手续，就把女儿的户口迁了进去。一家人很满意，房子虽小，但地段好、交通方便。进入新世纪后，我们远郊农场的工人可以将户口迁入市区，这样我们全家都变成了上海户口。我女儿一毕业就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可以骑自行车上班。我们夫妇还都在农场工作和生活。我偶尔到市区出差，可以住农场在市区的招待所，这样算是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
天有不测风云，不久后，我下岗了。我离开了赖以生存的企业，拿着少得可怜的区区几万元补偿款，心里十分苍凉。但感到这是改革开放的大势所趋，个人利益只能服从社会发展大局，我们只能从头再来，重新在社会上寻找属于自己的角色。在以后的时间里，我四处托人找工作，但当地本来企业就少，我平时搞行政工作没有技术，难度可想而知。
我决定放下包袱，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出困境，哪怕先打点零工。于是在上海来农场租地种植树苗的一家公司的土建工地上，寻到了一份为打工的农民工记工时算报酬的临时工。老板倒是很重用我，我为农民工的每项工作进行计件，丈量开沟的土方，再核算成现金，负责发放计件工资，干得不亦乐乎。
我拿着二十元一天的收入，蹬着一辆花三十元钱淘来的旧自行车，日晒雨淋地在家和工地上来回穿行。为了节省开销，我中午带饭菜，用开水淘着吃……苦苦挣扎了一年半后，在朋友的介绍下，我来到了上海市信息协会秘书处工作。这是一个市级社团组织，秘书处的办事机构有十几个人，有编制的只有四个人，其他均是退休工人，女同志较多。像我这样卖断工龄或签好协保的只有两个人。收入在当时还算不错，还有免费午饭供应，我庆幸自己当初的决定，如果没有这间石库门小房子，哪里能有这样的工作机会。
◆工作很顺心，也能发挥自己的文字特长。但每天回到家里，总感觉有些不踏实的困惑。过去在农场的时候，总嫌弃住房小，没有农民的房子宽敞。但没想到，到上海后一家人挤在这更小的房子里，还得从头学起如何精打细算过日子。
我住的那一间小房子朝北，隔壁邻居十六平方米的房间朝南，与我们只隔了一垛木板墙。他们进出是靠我们旁边拦起来的一米宽的走廊，走廊上面就是我家的那个小阁楼。
我想起，当时大学毕业时分到上海一家钢铁厂工作，带我的师傅姓姚，个子高高的，他原来在市篮球队打球，退役后被安排到那个厂工作。结婚时厂里分配给他六平方米的石库门房子，他说当时拿到钥匙时很开心。但时间长了就觉得房子太小，就这么点空间，如果不小心打个哈欠，会把五斗橱的玻璃敲碎。当时以为师傅在跟我说笑话，现在我开始亲身体验石库门的真实生活了，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房间里的东西很简陋，除了女儿睡的一张小木板床，四边摆放着女儿的“电脑桌”、小写字桌，还有一张小梳妆台，屋顶上有一个“老虎窗”。前边的窗户经常关闭着，因为下面每户人家要在不同时间在走廊的煤气灶上做饭烧菜，烟雾油气会此起彼伏地扑进来。所以“老虎窗”是我家能够漏进光亮的唯一地方。
我家煤气灶和隔壁人家同靠在三四层间楼梯口的半边墙壁旁，烧菜时两家女人互相可以取长补短。四楼前有一个十五平方米左右的水泥天台，装有一只水龙头，这是三楼四楼共用的地方。洗菜，洗衣服，甚至夏天洗澡都要在这方天地里进行。我入住前，叫原来厂里的电工给小房子简单整理一下，剩下半卷护套线没拿走，我正好在天台上拉起了晒衣服的网状型架子，大家都很感谢我，背地里说，这个乡下男人还不错。二楼是个正好可以立人的大阁楼，不住人。从一楼到四楼的木扶梯又高又窄，灰黄的电灯光像萤火虫一样，一不小心人会踏空滚下来。
晚上睡觉时，更是奇葩。我和妻子躺在地板上，脚要往有空的地方伸，翻下身大家都睡不着。隔壁人家的男人睡觉呼噜打得山响，透过木板墙直传到我的房间里。石库门房子每层楼之间的楼板基本用木板，因此楼上楼下没有隔音可言。我们住的三楼和四楼共有四户人家，除了我家，其余三户是一家人，其中一个老太的儿子是个足球迷，有时半夜三更会突然大喊大叫，把我从睡梦中吓醒。我初到上海的前三个月都睡不着觉，夜夜望着“老虎窗”发愣，想着当时农场生活的宁静。
每天清晨，夫人要到菜场里买菜，急匆匆回来后做饭，做好一个菜还要跨五步楼梯拿上来，一个早晨要来回走好几次，累得满头大汗。
石库门房子是没有公共厕所的，男人还好，女的只能用痰盂罐，还要端着它走过陡峭的木扶梯，到公共厕所去倒掉。在这小小的空间里没有秘密可言，如果家里有什么秘密事要商量，必须到外面的公园或茶室里去。石库门房子的邻居为了放一样东西，或者讲一句话，发生误会吵架也是经常有的事情，这是当年住房紧张情况下的正常现象。好在我夫人是个不跟别人啰嗦的人，从来没跟邻居发生过不愉快。我在市信息协会工作，经常组织会员企业负责人到外省市考察，少则三天，多则一星期十天，这对我女儿和妻子来说，是她们过得最舒心的日子。
◆在石库门小房子的生活虽然艰苦，但苦中也有很多的快乐和有意义的事情。
每家都有独用煤气表和电表，但自来水是合在一起的，这就需要所有住户每个月轮流出一个人根据水单分摊收款任务。这是个很细的活，一楼到四楼一共六户人家，每家人口经常有变动，比如有家老大爷住了半个月的医院，有家儿子出差了一个星期都要弄清楚。有一次我一家回崇明半个月，可月底付水费时没有扣除离开那段时间的费用，我要去找结算人论理，但我夫人叫我别去了，她说不就是十多元钱的事情吗，让人家重新返工很麻烦。当时值班算账人听到这话很高兴，其他五户人家也满意。
每户人家的硬板纸、可乐瓶等可回收垃圾都会自觉地集中到天台上，过了一定时间收废品的阿姨会把它卖到废品店里去，所得钱款一家家地分。有时五角，有时一块钱，让我体会到了市区群众是如何勤俭过日子的。
我隔壁那家男人是个为领导开小车的驾驶员，平时不太爱说话，但与我还颇投缘。有时天气好，晚上会和我坐在天台上谈天说地。他儿子在水产大学外语系读书，自小没喊过他爸。有一次父子俩一起乘公共汽车出去办事，到站下车时他被售票员揪住，售票员说他儿子只买一张票，等他补买好票子下车时，儿子已不知去向。他向我谈起这件事时，一脸无奈。
有天早晨，我隔壁女人和她母亲吵起来。女人说，发现铁镬子上盖了只痰盂罐盖头。老太正好上来找痰盂罐盖头，不用多问，“案子”很简单，但老太一口咬定说是女儿拿她的，说来说去无法讲清楚，我想肯定是老太糊涂所致。老太后来告诉我，说她这小女儿最凶，主要是小时候一直喜欢吃黄鳝的原因……
我们居住的石库门房子在兴马太区域，就是兴业路、马当路、太仓路交会处，是个寸金寸土的地段。后来那里开了人工河，很多市里的活动放在那里办。有两次谭咏麟、刘德华的个人演唱会都在那里举办。舞台从人工河的沟里搭到岸上，那两天是人山人海，每栋石库门房子的弄堂口全部封掉，还有警察来回巡逻。但我们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在三楼的天台上能看到演唱会的全部内容，谭老板摇头晃脑的大跨度动作直到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晃动。
2007年初，我们盼来了动拆迁的大喜事。我家也分到了浦东新区的大房子，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厚重红利。
去年国庆节，我带小外孙女去新天地那边旧地重游，告诉她这里曾经是外公外婆和你妈妈住过的地方。她看着高楼林立的繁华景象，讥笑说外公是不是糊涂了，直到我女儿把在老房子结婚出门时的照片拿出来给她看，小外孙女才相信了我说的话，眼神中充满了懵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