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记不能退休！”在普陀区桃浦镇莲花公寓小区，居民们呼声高涨。

　　今年58岁的莲花公寓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梁慧丽，已是第三年接受返聘。这些年，她为小区劳心劳力，感到特别劳累时也会感慨一句：“真想退下来，回家休息。”居民们听到这句话最紧张，因为小区里还有许多事尚未解决，大家都很需要梁书记。

　　“能干”背后，是谁的缺位

　　许多小区事务的解决，有赖于一个“搞得定”的居民区书记——

　　小区一墙之隔的家具厂，每天深夜排放气味浓重的废气，居民打电话到职能部门投诉，一直没能解决。环保部门白天来检测，告知“一切正常”。居民们的怨气越积越深。最后，居民区书记挺身而出，带着居民找投资方谈判，一次次到政府职能部门奔走，家具厂终于搬走了。

　　另一个小区，100多棵青桐树枝繁叶茂，不仅影响底层住户的采光，每年夏天树叶还滴落桐油，让行人躲避不及。居委会向职能部门反映，但对方答复：“大树到底是移栽、修剪还是砍掉？你们居民先统一意见，我们再来操作。”居民区书记纳闷，这么专业的事情，职能部门不来社区向居民解释、征求意见，让我们居委会咋办？无奈，居民区书记自己张罗，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讨论会，最终制定了移栽方案。

　　许多社区，都有一个“能人”，绞尽脑汁、到处奔走，解决一些职能部门不愿碰，或是相互推诿，而群众又迫切需要解决的事。对这样的情况，有基层干部直言不讳：为什么难事总要靠我们出马？

　　“有时候，基层干部的强，恰恰折射出背后一些职能部门工作的漏洞。”一位在基层工作多年的干部道出苦衷。事实上，小到发放节能灯具、组织居民旅游，大到劝导无证商贩、检查消防设施，大量原本不属于居委干部职权范围内的事，却因种种原因被居委干部无奈包揽。

　　“政府部门不作为，只能让社区干部多作为。”一位基层干部说，“很多时候，居委干部就是‘救火队员’。”

　　摆不脱的“无限责任”

　　“我们首先是‘群众的头’，然后才能做好‘政府的腿’。”一位居委干部说。而在现实中，大多数居委干部成了行政部门的派遣兵。先忙于应付上面派下来的工作，再挤出时间走家串户关心百姓，很累。

　　居委会的职责究竟是什么？依据《居委会组织法》，居委会职能包括“政治整合”、“公共服务”、“民间调解”、“治安维护”、“政府协助”、“民意表达”这六项。据调查，基层干部的实际工作量至少有十大类百余项，包括环境卫生、民政帮困、纠纷调解、人口普查等等，远多于法定职责；与居委会工作相关的职能部门超过40个，用基层干部的话来说，“谁都可以给我们派任务。”

　　造成居委会干部“无限责任”的局面，有历史原因。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徐中振说，计划经济年代延续而来的“街道—居委会体系”，具有纵向的行政化体制特征。但社会发展至今，在居委会亟需恢复“自治组织”职能的背景下，成为行政命令的“末端”显然与社区建设初衷背道而驰。

　　一位居委干部介绍，政府任何一个条口都能对居委会的工作绩效进行考核，居委会对于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却缺乏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这使社区干部只能处于“应接不暇”的状态之中，“有意见都没办法申诉”。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制订决策，没有真正听取基层的意见，到头来也徒增社区干部负担。

　　给基层“喂”什么“料”

　　曾在基层政府任职多年的闵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沈军表示，避免基层负担过重，政府首先需要杜绝“不作为”。在此基础上，上级政府也需要给居民区“喂点料”。

　　喂什么“料”？“不只是钱，更重要的是平台、资源、信息。”沈军说。闵行区近年在村居推行的“社区服务站”，将一些原属区或街镇的公共服务资源下沉至社区，居民对社区提出的各类服务需求，往往不出小区就可方便办妥。在沈军看来，此举除了方便居民外，更意味着社区干部有了为居民服务的直接载体。

　　这几年，令一些“小巷总理”感到“有底气”的是，不少街道探索试点“小项目惠民生”实事工程。由每个居民区搜集居民迫切需要的小项目，上报街道后，由街道进行评估、挑选；立项后，街道将发放几千元、上万元的小额资金，专项解决这些细微需求。几年间，晾衣架安装、雨棚修复、车位再造等“小事”逐一做成，居委干部们在居民中的威望也随之提升。

　　“这样的尝试，未必花掉政府多少资源，却可以令基层工作受益良多。”曲阳社区党工委书记赵强说，政府应该想方设法让居委干部在居民中间做“好人”，而不是把问题矛盾都扔给他们，让他们做“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