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吁请舆论别给“先救邻居家孩子”设道德陷阱

　　“警察卖萌早已不是新鲜事儿。从‘淘宝体’到‘凡客体’，从‘咆哮体’到‘hold住体’，似乎每一种网络新生事物出现时，警察‘蜀黍’都没有落下，只是此前的卖萌方式都不如这次集体跳骑马舞更为生动鲜活而已。不可否认，适度卖萌对缓和警民关系、改善警察自身形象大有裨益，但若卖萌卖到了法律之外，引来争议也就不可避免。”

　　网络传媒研究院研究人员仝玉娟认为网络有风险，卖萌需谨慎

　　“为何司机们会对政府的热情帮助产生怀疑和拒绝?这可能跟长途司机们的跑车经验有关，可能跟社会上欺骗之风盛行有关。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日常生活中，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还不能满足民众的要求有关，以至于人们不对其抱有‘再正常不过’的心态，而宁愿花钱、花精力去寻求帮助。这无疑是令人比较遗憾的地方。”

　　林坤分析救灾的热盒饭为何会受到冷遇

　　“高校安装红绿灯是一种管理的进步。虽然高校道路针对的是特定人群，但现在许多高校已经允许社会车辆在办理相关证件后通行，它也属于社会道路的一种，却又没有专门的交警进行管理，所以，高校可以考虑与交管部门一起在红绿灯上安装电子眼，以更好维持秩序，同时也更便利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武汉分院交通所所长胡润洲这样评价华科大校园内安装红绿灯

　　“无论怎样，社会的良性运行，文明的铺展，总需要坚守底线，明确规则，来筑起公共生活的屏障。就像《人民日报》所说的：道德钟摆，倘若屡屡冲破底线，便是对社会主流价值的颠覆。而作为个体，我们对道德位阶的追求，也该是不断向上的。”

　　时评作者佘宗明对学生徐砺寒刮坏宝马车留下道歉和赔偿联系的字条之举如此点评

　　“我们都可能曾经是‘坏同学’，但我们确实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与‘好同学’为伍，那么，要做的不是忌讳这个话题，而是对‘坏同学’多些包容与友善，你不把‘坏同学’往坏里看，老师的‘友情提醒’也不过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而已。”

　　媒体人邓海建评论小学老傅远离坏同学的“友情提醒”

　　“虐童老师固然可恨，但如果我们无视虐童老师的权利，不管法律的尺度，仅仅靠着民愤来推动刑事追究程序的发展，这是一种以暴易暴的行为，和虐童老师的暴行又有何异呢?当然，温岭虐童案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如果当地检察机关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适当的司法公开，将不予逮捕的具体理由向公众释明，消除公众的疑虑，那就更能平衡依法公正司法和顺应民意的关系，更能赢得群众夸赞了。”

　　舒锐谈虐童案不应该依靠民愤推动刑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