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我中学毕业了，班主任对我说，你读书还行，想分配你到金山石化总厂技校去读书。我很高兴地同意了，可我爷娘不乐意，因为家里已有三个在农村了，如果我去了金山，在我爷娘看来，和去崇明没什么区别。我老爸找班主任说，情愿我去上海的大集体单位，也不到金山去。

　　当时，大集体这样的“软档工矿”，在分配档次里，也是大有讲究的。比如市、区的轻工业局、手工业局下属有不少是大集体性质的工厂，这最“吃香”的分配方向，工宣队和校领导是要安排给在毕业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同学的。我当时是班级的排长（现在叫班长），分配前夕，我和几个很要好的红团干部私下里说好，不上山不下乡，以“一颗红心，多种准备”表明我们的态度，学生干部如此消极，这就让工宣队、校领导感觉工作难做了。他们好不容易动员了一些排长或非学生干部的同学表态坚决走上山下乡、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道路，有些身体条件差、不适应大田劳作的，居然也在大会小会上表决心、喊口号。等到毕业风潮过去，运动声势造得差不多了，校领导就悄悄的把预留的那些比较好的大集体单位分配给表现积极的同学。

　　因为我的消极表现，被惩罚性地分配去了某区的房修工程队。

　　单位不大好，求个好工种吧。我老爸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居然找到了一个房修公司革委会的干部。9月里的一个晚上，老爸带着我去了那干部的家，那干部问了一下情况，他已经知道我分在房修四队，问我愿意干什么？我没说话，老爸代我回答，最好是电工，不行的话就木工吧。那干部很爽快的说，那就做木匠吧。

　　很久以后才知道，当时我们进去能分配做电工、木工这些技术工种的，都是走了后门、打过招呼的。不托人、不找关系的，就只能做拎泥桶、出垃圾的杂务工，哦，要么就做泥水匠了。进了单位才知道有个顺口溜：“邋遢泥水臭漆匠，贼拉伲子当木匠。”木匠为什么要和“贼拉”连在一起？据说是因为木匠看见好木料就忍不住要顺手牵羊。

　　报到后，负责干部告诉我们，先集中学习一周。大概因为我做过中学红卫兵干部的缘故吧，领导要我和另一位也曾做过红卫兵干部的女生主持新职工的学习。学什么？学中共中央十大文件，每天念几段，然后让大家领会其中的精神，畅谈学习后的体会和感想。

　　一周学习结束，去工程四队报到，队长告知：培训一个星期。培训的内容是清空几个工地积存的建筑垃圾，这又脏又累又苦的生活，我们新职工虽然心有牢骚和怨言，但没人敢偷懒，为什么？因为带队的是我们四队的副队长，人家是干部，又是四十多岁的半老头，可他带头干得满头大汗，你说，我们好意思偷懒吗？那个年代流行这样的顺口溜：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哈哈，你有印象吧？

　　一周后，单位开大会，宣布师徒结对。我们30多个新职工，逐个被叫起，和自己的师傅见面、握手，用领导的话来说，就是“进行革命的拜师礼”。

　　轮到我了，但见对面的人叽叽喳喳嘲一身穿邋遢工作服的瘦小老头：“喔吆，八只眼碰在一道了！”哦，我的师傅也是戴眼镜的。我赶紧上前，和师傅握手。他的手异常粗糙，我低头看去，嚯，不仅手心里全是老茧，就连手背也是黑黑的一块块状如树皮的老皮，真正劳动人民的手。

　　其他师傅都带了徒弟到边上交谈去了，而我师傅和我握手后就走了。旁边的师傅们解释说：“你师傅回家去了。”

　　师傅是浦东川沙江镇（现在并到机场镇）人，师傅每周六下午就要踏上回家的路，先骑车到民生路码头过江，转到川沙的小火车，自行车就放在火车的专门车厢里。到了川沙再骑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全程总要三四个小时，而第二天晚上就要原路返回，单位体谅他，每周六允许他提早下班。

　　师傅平时住单位集体宿舍，过着单身汉的日子。也许是师傅长得瘦小的缘故吧，工友们都喊他“小施”，可他已经是奔五的年纪了。拜师后的第三天，我就跟着师傅干活了。师傅帮我到仓库领了全套的木匠工具和劳防用品，然后让我带一把榔头跟他去工地。那天是给一户人家钉纤维板平顶，要我帮他递工具和纤维板。我逞能，要自己干，我学他的样子，用安全帽顶住纤维板，左手捏钉，右手握锤，往上就敲，想不到纤维板很硬，又是往上敲，一锤上去钉子就飞了，再来一下，锤子在手指上砸出一个紫血泡，我痛得大叫，师傅扭头很平静地说，吃木匠饭，手弄伤、弄痛正常来兮。朝上敲钉子比较难，你先学往下敲钉吧！

　　那几天，师傅帮我“开”了所有的工具：磨快刃口，锉尖并扳好锯齿。我们发的刨子，刨柄是用木螺钉钉在刨身上的，师傅说这是“宁波牛头刨子”，用起来不方便、不舒服，他帮我在刨身上凿了一个眼，用硬木刨了一根木柄，穿过刨身，这样推刨子的时候可以用力向前。师傅还帮我钉了一个工具拎箱，外形有点像篮子，我们大多数木匠师傅都是这样拎着工具箱去干活的，四十多年过去，这些细节我都记着呢！

　　闲聊时师傅告诉我，他十几岁拜师学徒，曾经参加过四川路桥头邮电大楼的建造，后来一直在私人小营造社做工，六十年代，上海加强社会主义改造，把私人营造社、个体泥水匠、木匠什么的统统整编为集体所有制性质的房屋修建工程队，同归房地局领导。当时还考过级，师傅是建筑木工六级——在我们单位是高级别师傅了。

　　师傅还会跟我讲过去做建筑工程的事，他说，南京路那些大洋房建造的时候，“生活做的那才叫挺刮，没有人拆烂污的！”我们去修一些有年代的大里弄时，他总会叫我从弄堂口沿砖缝往弄堂底望进去，每栋房子的每一条砖缝都是一条线笔直，他在一旁赞叹：“那个时候做生活多少像样子！一天只砌三批砖头，所以砖缝全是一样粗细，刹齐！”

　　●师傅从来都是第一个到工地、最后一个离开，就没有迟到早退一说，哦，周六回浦东的家，领导允许他早走是个例外哦！他也没有请事假、病假的记录，年年出全勤的。去居民家大修，他最多坐上抽两根烟的工夫，就起身干活了。所以我们师徒俩的工时总是超额很多，要知道，七十年代是“干多干少一个样”，超得再多也没有一分钱奖金哦！

　　师傅觉得，上班就要出力，偷懒、磨洋工在他看来是羞耻的事。而他对我又是包容、宽厚的，有时我在居民家找到一本喜欢的书，就随手拿起坐地上阅读，师傅从来不说我，而是笑咪咪地看着我，说，你喜欢就看好了。两个人的工作量，他一个人做了。我那时年纪轻，不懂事，现在想来，师傅的那份好，实在难能可贵！

　　师傅技术好，眼界也高，经常说：“现在人做的是什么生活？拆烂污的人太多了！”他自己干活是很讲究质量的，绝不捣糨糊。我们做修地板、吊平顶之类的隐蔽工程，这种活脏得要命，尤其是修补旧平顶的时候，一锤子上去，陈年老灰哗哗的雪片般掉下来，把我们师徒两人弄得灰头土脸，师傅总是习以为常地甩头抖掉脸上的尘土，然后埋头苦干，该接木料的地方不含糊，该装木榫头绝不贪方便用铁钉子代替，加工门窗，他非要来回刨得光滑平整，据我知道，其他师傅不是这样做的，他们说：“没有必要刨得介光滑，反正油漆工要刮腻子、打沙皮的。”在我师傅看来，这就是“拆烂污”！

　　师傅教我技术不多，他是老脑筋，经常跟我念叨：“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教会我如何打理工具后，就没专门对我进行锯、刨、凿之类基本功的训练，也不教一些基本的房修技术，只是让我当帮手，自己看，自己悟。我若动手干活，他也不说，直到出了洋相，他才来帮助纠正。

　　有次在商店做柜台，那柜台角上是三面接榫的“粽子夹角”。师傅一大早就到工地划好了线，等我到了就按线打眼、开榫。如何划线的？我不知道，他也不说。再加上我经常脱产参加社会活动，很难连贯的跟踪一个项目的全过程，因此我的木匠技术并不过硬，尤其是基本功不扎实。

　　那时，青工学不学技术无所谓，反正也不考级，满师都是36元工资，有的青工满师后，连榔头也挥不好，挥不像。

　　师傅不识字，之所以戴眼镜，也是出于无奈。他的眼睛是在一次高空坠落事故、昏死几天几夜后变近视的。虽然师傅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却会看图纸，还会看剖面图。有一次我们造一排砖窑，窑顶是圆拱状的，图纸上只给出了窑的高度和宽度，没有圆拱的半径，我们没有办法放大样来做模板。我记得中学数学里是学过这个的，在吃午饭的时候算好了半径，赶紧跑到工地想告诉师傅，想不到他已经在那里锯那个样板的圆弧了。

　　他的办法是：在地面上画出窑顶的高度和宽度，然后在宽度1/2的中心往下画一道直线，拿一根绳子绑上铅笔在这条直线上反复试，直到能够碰到顶点和两边，就画出圆弧。面对师傅的“创意”，我很感慨。

　　不知为什么，师傅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你不会一辈子当木匠的。”所以对于我经常外出参加社会活动，师傅非但不阻挡，反而积极支持，三年学徒期，我大概只跟他干了二年的活。

　　满师后的几个月，上级来文，要求对技术工种的工人进行技术考核。我记得，我们木工的考试内容是：在四小时内制作一扇廿字窗棂的木窗。我当时有点心虚和紧张，因为我从来没做过这个生活啊，师傅比我还要紧张。当时正好工地有同样的木窗要修，他就拆开，让我重做一遍。正式考核的前一天，他不声不响帮我打理好用得上的全部工具。师傅的耐心、细心，加上我的悟性和运气，居然还得了个第一！师傅高兴坏了，破例掏钱买什锦糖分发给班组的工友们吃。

　　●师傅有5个儿子，他平时极其省吃俭用，为的是攒钱给5个儿子造房子、讨娘子。我几乎没见他穿过工作服以外的衣服，抽的烟不是“勇士”就是“劳动”。他的自行车是真正的“老坦克”，破旧得都看不出什么牌子了，在食堂吃饭老是红烧肉加青菜。我们在砖厂造窑，师傅利用这个关系购买次品砖，凑齐了数量就一船船运回老家。当我离开单位去师傅家告别时，5栋三上三下的房子已经造好了。我很为师傅的勤劳、能干、节俭感慨！

　　师傅个子小，胆子大，尽管他出过严重的工伤，可是在脚手架上依旧如履平地。在跟随师傅劳作的日子里，他出过好几次工伤，每次都要我骑黄鱼车送去他姐姐家休养。最严重的一次是在某中学拆楼板，掉下来的木梁上的钉子在他小腿划开一个尺把长的大口子，顿时血流不止，我急忙送他去医院挂急诊，一共缝了28针啊，师傅一边喔吆喔吆的倒吸冷气，一边还和护士开玩笑：“你看我这只脚爪是不是变成黄鱼肚皮了？”

　　1977年的夏天，在拆楼房的水泥模板时，我看脚手板不牢靠，就和师傅换了位置，由我站在外面，结果模板突然脱落，砸断了脚手板，当时单位的安全意识淡漠，我们劳作是不配备保险绳的，就这样，我毫无防备地从4楼摔了下去，下落中清楚看到师傅俯身朝我张大嘴巴和眼睛，满脸的惊慌、焦虑。好在我命大、反应快，掉到二楼时抓住了脚手架，躲过了一难。

　　这次坠落事故对我打击很大，从此得了“恐高症”，站在高处往下看时膝盖会发软，心会发慌。

　　不久，传来恢复高考的好消息，我复习了两个月，幸运地被华东师大录取。

　　我离开单位不久，师傅就退休了。每次到市区取工资，就会来我家小坐。他从来不敲门，总是抓住门把手来回推拉，我妈一听就知道他来了，赶紧泡茶、拿烟，他老人家一屁股坐下，说几句笑话后就闷头抽烟。不管我在不在，坐半个小时，准时起身走路。

　　●他是我这辈子拜的唯一的师傅，尽管他不识字、没有进过学堂，但在我看来，他的聪明、勤劳、能干、诚实、宽容，是很多读书人不具备的，我甚至觉得，师傅身上是有匠人精神的。

　　师傅是今年去世的，高寿九十二，我参加了师傅的大殓，望着他的遗容，心酸之余，脑子里泛起的全是与他共事的一幕幕……

　　我敬重这位朴实、憨厚的劳动者，愿他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