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里有一只额子凳，现在叫方凳，方凳的底部写着三个字：奉一中。

　　这肯定与学校有关，但我很少朝这个地方想的。在我的记忆里，爷爷做过镇上的栈房先生，读奉一中没有听说过。不管怎样，方凳在家里，在我们一个最普通的家庭里面，有一只有点历史年代的方凳，也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以前我们从来没有看重过。

　　其他不说，方凳的上面，还残留着大块的烧痕。母亲说，有一年父亲肚子饿极了，在灶膛里烘了几只玉米棒子，拿出来时烫得手都碰不上，父亲就把玉米棒子放在了方凳上。待父亲想到吃再拿下时，凳面被烫焦了一大片了。母亲心里十分肉麻，但她没有责怪父亲，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肚皮饱饿远比方凳好坏重要千倍万倍，方凳焦了算啥，又碍啥？

　　家里有许多的长凳，为什么父亲要用方凳？母亲说方凳凳面宽，好放东西。哦，我知道了，这是父亲认真生活的一种方式：因为他觉得方凳实用，方凳牢靠。

　　方凳天天在我们的家里，但未必在我们的心上。

　　我到现在有两个问题没有搞明白。

　　一个是方凳是哪里来的？这要问爷爷的，爷爷八十四岁仙逝，那时我已经有家庭了。我问了爷爷几次，爷爷也是说不出所以来。爷爷的意思是用书调来的。这事稀奇。爷爷说他做先生的时候，与奉一中的一位读书老人很投缘，老人喜欢爷爷手里的几本老书，爷爷说必须以书换书。老人说，他的家里只有凳子值钱。爷爷不在乎凳子，却在乎老人的读书劲，就给了老人。老人横竖要送凳子，爷爷执拗不过，就很无奈地拿回了凳子，但爷爷没有问凳子来历。

　　这个故事无法考证真伪了，我是有点不相信：爷爷从不贪人便宜的，凳子却有字样？但爷爷与读书人交往的事情我是相信的，家里“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毛笔字是爷爷书写的，大气、遒劲，很受邻居赞扬的；另外我也看见爷爷的小屋里确实有几本书的。爷爷作古了，凳子还在，故事也就到此结束。

　　也没有必要去圆这个故事。凳子是历史了，我们当年用着凳子，护着凳子，确实没有想到凳子到了今天的价值，那时的感觉是多一只凳子比少一只凳子要好，因为家人的屁股要有凳子坐的。

　　第二个想不通的是：这个方凳没有一只钉子，也没有胶水，全部是榫头相拼相接的。用了几十年，中间依旧没有一点缝隙，很贴合。很重的父亲一屁股坐下去，那分量自得知；我们用来垫高到屋檐摸麻雀蛋；母亲有时也用来做拔秧凳……日头晒，雨里浸，就是一点也不脱榫的。做到这个真是难的。我在读书的时候，读到赵州桥，是非常服帖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但那是造桥，做凳子与造桥是两件事情，再说，做凳子的工艺要特别细致，丝毫差错都会使凳子的牢固度出现问题的。

　　父亲不以为然，说料作好就可以了。方凳是榆树做的，榫头镶嵌进去后，木材不收缩，不膨胀的只有榆树。榆树几十年时间过去仍旧拳头般粗细，长得慢，长得结实，才有大用场。这我相信：宅后的那颗榆树，我长成大人了，成家了，它还是那样粗，像不长的一样。父亲说：木匠师傅做工也是有讲究的，榆树长得慢，木匠做起来也是慢，一只方凳要做一个礼拜，哪像现在做一张床，一天就做好。

　　慢工出细活。吃百家饭的人，就是不赚钱，也不会忘记做手艺的初衷。

　　榆树的料，慢工的活，爷爷的交往，家里就有了方凳，家里就有了历史，只是这历史很短，但这不是我的错，也不是父母的错。我们的错误是：在我们延续凳子历史的过程里，没有头脑与眼光，使凳子有了一点历史的损伤痕迹，但这已经无能为力了。

　　有些由物件带来的历史，是在认识历史之后才认识物价作用的。

　　对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我觉得有一个小方凳的历史是幸福的，因为有了方凳就有了故事。故事是不变了，但方凳的历史在变，在慢慢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