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象一：小“官”巨贪、小“官”巨富

　　在过往的反腐败案例中，小小“村官”变身千万元、亿万元巨贪的，已时有发现，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发展过程中演变而来的“城中村”的村干部。

　　今年２月，被举报坐拥２０亿元身家的深圳市龙岗区南联社区“村官”周伟思，后被查实涉嫌受贿罪。广州今年集中审判了一批“村官”贪腐案件：车陂三名村干部一面协助政府管理征地补偿费，一面又帮助承租人用假证套取巨额补偿，收受“提成”达１５３７万；新塘镇大敦村书记、副书记等７人利用“农民公寓”项目受贿逾百万元；黄埔长洲十一社董事长勾结会计套取征地款……

　　这些落马的“村干部”实际上早已不是村民身份，在城市化过程中，村多已改为社区，村民也都转化为“城里人”。不同的是，这些人还保有着对原先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以及开发带来的红利。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转为社区的“城中村”“城郊村”就变成了“村官”敛财的热土。与“村官”巨贪“相辅相成”的是近年来频繁曝光的是一大批巨富“村官”，他们动辄几十套房产、亿元身家。

　　怪象二：亦官亦商

　　无论是查处的巨贪“村官”，还是被网民举报的巨富“村官”，他们往往集商人与“村官”于一体。在珠三角，拿到一张“村官”的名片，几乎同时也是以该村（社区）为名的开发公司或者经联社的董事长。

　　多数涉案“村官”都有这个共同点，他们既是城区村（社区）的主任、副主任，同时又兼任村属企业的董事长或副董事长，以深圳市龙岗区南联社区“村官”周伟思为例，他是南联社区工作站常务副站长和南联股份合作公司副董事长，自１９８２年开始做生意。

　　深圳大学行政管理学教授马敬仁分析认为，在城市化过程中，这些掌握着村集体资产大权的“村官”们游走在村民和开发商中间，自己也搞起了开发，集体资产也就在运作中变成了私人财产，或者通过牺牲村民集体利益换取开发商给个人的好处，从而成就了“巨富村官”。　　

　　除了村办企业，一些“村官”完全是“身兼两职”，甚至可以说“当村官是兼职，做生意才是本职工作”。

　　怪象三：两头都不靠，谁都管不着

　　广州、深圳等地的纪检监察部门表示，法律上对于收受贿赂的“村官”不存在“管不到的问题”，但问题在于多数“村官”处于犯罪与违法违纪的中间“灰色地带”，或者说最终走向犯罪的深渊就是因为其身份上的特殊性，导致对其监管的盲区。

　　“是官不是官，是民不是民，两头都不靠。”一名纪检干部如是说。

　　负责中山市小榄镇联丰社区“亿元村官”案件的小榄镇纪委书记冯结红说，村干部不是公务员，不受国家禁止公务员经商的有关规定的限制。现实中，一些地方只是由镇、街道一级出台一些内部文件，作出一定的“软要求”：社区干部应专心于社区管理工作，上班时间不可用于经营。但这样的“规定”更多的只是一个“形式”，根本起不到约束作用。

　　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