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海鲈鲴很新鲜，来几条清蒸一下好口伐？”熟客点完海鲜，项伟辉便让服务员带着他们亲自去挑鱼称重。从老丈人手中接管饭店十年来，凭借海鲜稳定的品质和热情的服务，已有20多年历史的天桥饭店作为当时渔业村开的第一家海鲜饭店，如今依然生意兴隆。“我主要负责饭店的管理，父亲专门打理海鲜养殖，丈母娘担任烹饪指导，老丈人则是总顾问。”和父亲、老丈人一样，项伟辉家中的男丁都曾是金山山阳镇渔业村土生土长的渔民，而如今，他们也和大多数村民一样，从曾经赖以生存的大海“上岸”成功“转型”，回忆过去，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不舍。

　　【那些年】 

　　一起出海捕鱼的日子

　　今年45岁的项伟辉是天桥饭店的老板。他告诉记者，在渔业村，他们那代“70后”都是初中一毕业就急着出海。

　　“要问为什么？因为当时村里没有多少好的村办企业，几个小工厂也容纳不了多少人，渔民这个身份含金量足，说到底就是赚得多。”项伟辉坦言，80年代末，一般工厂里一年做工下来也就3000多元，而出海捕鱼少说也能赚个万把块，比起其他村里农民务农，这个收入还是十分可观的，大家都愿意干。1988年，项伟辉凭借学到的一些机器保养维修技术，开始跟着父亲出海。

　　“出去一次就是一月半月的，留不了两天又要出门，吃住全在船上，真的十分辛苦。”回忆起那些年出海的日子，项伟辉的父亲项国余体会得更深。

　　和当地年轻人一样，老项21岁上船，出海打鱼，远洋近洋都跟过。“那时候村里21对船，每对船20多个人。”老项口中，出海的日子既危险又具有挑战，追着鱼汛，大批的带鱼、小黄鱼哗哗地捞上来。“跟着船老大，闻着黄鱼的气味慢慢寻找，必须十分小心，否则船就搁浅了。”老项说，有一年他们到连云港避风，因为不熟悉地形，就小心翼翼地跟着江苏的船进港，退潮的时候才发现刚刚途经的居然全是沙滩！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项伟辉跟着父亲还有兄弟上了同一条船，整整三年，老项父子仨都是在海上度过的，他们跟着船队远至韩国济州岛，也曾在十级风的甲板上拼命赶着往避风港的方向走，出海的日子，只剩母亲一人在家留守。

　　“钱是赚得到，但实在很累很危险。”项伟辉的老丈人陆奇龙今年71岁，记得那些出海的日子，他每天要迎接天气和海浪的挑战。从四五个人操作的“小划子”，到木帆船、机帆船，直到100吨级的大型渔船和钢质渔轮，陆奇龙也把战线延伸到了更远的海面。

　　“每次风浪卷起来，船都要开7—8小时才能到避风港，晚了一个小时就会很危险。”在陆奇龙他们老一代渔民的眼中，尽管充满风险，打鱼的丰厚收入仍然让人无法抗拒。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还实行集体分配制，鱼打捞上来后统一放到运输船上，按劳分配。后来就改为自产自销承包制。

　　“有一年，船转弯时速度太快，一个不小心翻了船。我是从小金山游回岸的。”谈起那次“生死经历”，陆奇龙如今可以淡然一笑。黝黑的皮肤、清晰的皱纹，还是把他那些年历经风雨的沧桑明白地刻画在脸上。

　　【转型期】

　　“上岸”实属无奈

　　陆奇龙告诉记者，现在村里1000多人，真正的渔民只有100个出头，渔船也只剩下18艘了。村里最年轻的渔民也已年近半百，很少有年轻人再愿意出海打鱼。他们大多都到镇上、市区上班，捕鱼生活似乎离他们越来越远。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众多化工企业的兴建，大量污水流入杭州湾，再加上过度捕捞，渔业资源逐步衰竭，形成了渔船搁沙滩的状况，渔民只能告别赖以生存的大海，有的务工，有的经商。1979年，陆奇龙率先“上岸”到厂里做事，后来和太太一起经营饭店。1993年，女婿项伟辉和他父亲也都“转型”为普通村民。1996年，项伟辉在“上岸”后曾试着再次“下海”，他和朋友一起买了条船出海单船作业，一年下来赚了一万元都不到，于是彻底断了“念想”，一心一意开始饭店生意。如今，他和父亲、丈母娘一家把海鲜饭店经营得有声有色。

　　【好光景】

　　卖海鲜，口碑顶顶要紧

　　开饭店应该是1988年吧，当时是村里的第一家饭店。老头子那时已经“上岸”在企业里做事。政策开放了，我就琢磨着想自己创业，当时儿子反对，老伴也反对，说到底还是因为当年个体户还是个稀奇事，我可不管他们，还是干了起来。

　　原来我做过企业的仓库保管员，至于烧菜的手艺都是跟外婆和太婆学的。我们渔业村里的人，一般都会烧海鲜的。我家里人特别会烧鱼，红烧的、清蒸的……我从小跟着学，现在也能烧一桌原汁原味的海鲜大餐了。

　　刚起家那会儿每天都起早摸黑地干。天不亮地去买菜、洗菜、切配、烹饪，我一个人全包下来。后来生意越来越好，店里规模也扩大了，从原来的老店搬到了现在这个小楼。再后来我就把手艺传给女婿，教他烧菜。

　　这几年，金山嘴“海鲜一条街”名气大了，客人也多。有些散客半夜一点钟会想吃夜宵，厨师下班了，我就亲自给他们烧，客人们都很感动。想想当年他们没有一个人支持我，还好我坚持要做。

　　采访到现在，你们饿了吧，快尝尝我烧的蚕豆！你们今天是来得巧，我每隔一个礼拜去上海带孙子，一个礼拜在饭店里。

　　——杨婉华

　　打鱼风险大，收益少，渔民总归会越来越少。儿子打了几年鱼上岸了，孙辈们更是不知道也不关心曾经海洋生物带给村民们的喜与悲。采访中，年过七旬的陆奇龙和项国余流露出对过往打鱼生活的念念不忘，“游客们来到这里，逛逛老街，看看展馆，品品海鲜，多少都能了解一下渔人的生活，我们的后代更不应该忘记。毕竟这里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