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认为通过城镇化就可以解决“三农”问题。城镇化会解决部分“三农”问题，但真正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仍不能放松。因此一定要坚持同步推进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文字整理/王平
利用体制缺陷的城镇化难以为继
过去的10年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推进速度比较快或者最快的时期之一。2000年，我国城镇化率是36.2%，到去年年底，城镇化率已接近50%、平均每年约提高1.13个百分点，这可能在古今中外都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
城镇化在过去10年里推进的成果，对于改善人们生活、提高人们收入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我们还可以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快的发展?有哪些不正常的因素?在新的十年，我们该如何推进城镇化?
不可否认，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利用了体制中的某些缺陷，形成了一种低成本推进城镇化的格局。正是这种低成本才使得城镇化的速度大大加快。比如说土地和资源利用的低成本。因为现今体制允许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出面强制性地获得低价土地与资源。但这同时也带出了很多的社会矛盾。
我国现阶段的城镇化建设主要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很多人是“被城市化”的，一些专家最尖锐的批评是认为我国的城镇化是“伪城镇化”。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并没有享受到市民待遇却被统计为城镇居民，比如进入城镇务工的一亿五千万农民没有城镇居民的权利和待遇，但是却被统计为市民。第二，低成本的城镇化推进不可持续，它会使经济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我国的快速城镇化与低成本推进有直接关系，包括低地价、低工资和大量污染排放的低成本治理。过去一两万元就可以从农民手里征地，现在越来越难，还易引发群体事件，造成社会不安定。农民工工资也在一直走高。老百姓的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提高，不允许污染随便排放。应该客观理性地分析我国的城镇化。城镇化对绝大多数的城市居民来说，已经是一种改善的生活状态，住房在改善，环境在改善。但是对农民来说，以往的城镇化是土地被拿走了，房子被拆掉了，进城后还没有应有的权益。
大量低劳动力成本的农民工存在，对促进城镇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对促进城市的发展贡献颇多，但所获得的好处却非常有限，他们不仅工资低，而且往往得不到就业城市提供的完善社会保障。而在过去的发展过程当中污染的排放代价也非常低。我想这“三低”因素在新的时代很可能难以为继，我们必须要面对如何在高的资源代价及合理用工价格的情况下推进城镇化的问题。
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我也了解到各地乃至中央政府在考虑城镇化发展速度时，都有一个忧虑———城镇化速度快了，城市受不了怎么办?应该说我们还没有非常好的解决办法。
“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以科学发展为主体、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其中很大的亮点就是要推进城镇化。没有人可以否认中国的城镇化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甚至几十年里都是一个动力。但是怎么把这个力量发挥好?我想，一定要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思维来考虑我们的城镇化，单独地发展大城市显然不适合中国国情。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仅仅靠大城市没有用。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并不是说要限制大城市发展，关键是要处理好各类城市的功能。我们看到国际上很多特大城市，1000多万人、2000多万人，甚至人口更多的城市，是由几十个城市、上百个小城市组成的，每一个城市都有独特的主体功能，每一个城市自身比较完整的服务功能。人们居住在里面，若没有特殊需要，不见得要离开小城市。所以对于“大城市”的概念或形态应是什么样的，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
现在更突出的问题是，中小城市发展不足。在一个地域，大城市常处于领导地位，一个省最大的城市往往都是省城。由于大城市处于强势的地位，不愿意把这些认为是好处的东西让给中小城市，所以中小城市就失去了很多发展的机会。这同各地在发展过程中过度追求GDP是有直接关系的。
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合理分布生产能力，不要都集中在一两个大城市，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带动中小城市的发展。
现在有些大城市也开始认识到，很多过去被看作好处的东西，背到肩上后，现在也未必就是好事情。城市越来越拥挤，交通不断堵塞，污染严重，劳动者处在紧张和竞争压力的状态下……
但简单地说不许大城市发展，也不是办法。怎样找准城市主体功能，逐步疏散它的部分功能，以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这里面涉及到巨大的利益。
小城镇在中国的历史上曾有过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农产品和农民的手工业交流、贸易方面，小城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小城镇也衰败得最早。
过去的这段经历也让我们认识到，只有积极地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逐步减弱行政控制，才能真正形成一个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
应该强调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结构要适当科学布局，让经济增长重心更多地往中西部地区、往县和县以下地区转移、下沉，以便于农民就地就近转到非农产业，转入到城镇，对农民、对整个工业化的成本都会更低一点。要更多地关注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县域经济的发展，推进低成本的城镇化，不要把矛盾都集中到大中城市去。同时，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
坚持推进城镇化和建设新农村并行不悖
城市人口能有多少?农民有多少进入城市成为城镇居民，取决于各类城市能给农民带来多少就业的机会，有多少住的地方，以及养老、医疗等等。这些取决于政府、企业、个人的承载能力。这几个方面都要考虑好，才能逐步地推进城镇化，不至于使它一遇到风浪就出现逆转。
中国人口现在是13.4亿，这么巨量的人口，城镇化当中能承载多少?城镇化不仅是一个愿望，它要在经济发展或利益分配中形成很多实实在在的内容。
中央反复强调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绝不能放松对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在未来很长的历史时期，尽管我们的城市化可以不断地推进，但是农民的数量仍然是巨大的。再过一两年，农民数量可以减到一半以下。因为到“十二五”期末农村人口只占48.5%。但是在农村，48.5%的人口仍有6亿多人是农民。
有这么多人口在农村生产、生活，不管是国家还是社会都必须关心那个地方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让他们也能分享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在农村基本政策上，当前争议最大的问题就是农业的经营主体问题。农业的经营主体到底是农户，还是大公司大企业?我们认为，现在各地不少地方推崇大公司、大企业长时间大面积承包租赁土地，长期来看，对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农村社会结构的稳定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带来的影响难以预料。要顺应农业本身的发展规律，坚持农户的经营主体地位，农民能干的事要让他自己干。同时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加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把农民解决不了、解决起来不经济的问题解决好，不断优化农户经营的外部环境条件。
在世界范围内，只要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比如美国、澳大利亚，都是家庭经营的，家庭经营和农业现代化不矛盾。家庭经营的规模大小是国情决定的，而不是政策和法律决定。中国只有18亿亩地，却有大约七八亿农民，家庭经营的规模就不会太大。
我们不能认为通过城镇化就可以解决“三农”问题。城镇化会解决部分“三农”问题，但真正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仍不能放松。因此一定要坚持推进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果农民土地进了城，但失去了土地，又没有变成市民，可能会积累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总之，城镇化宁可慢一些，也要扎实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