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兴

　　我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整个童年是与家务相伴的，现在回忆起来也是满满的成就感。

　　我很小的时候就会拎着一只热水瓶去老虎灶泡开水，水老板将我的热水瓶灌满后总是告诉我“热水瓶塞盖盖紧”，经他提醒，我总是习惯性地揿一下瓶塞。冬天，我常会拎着两只热水瓶去泡开水，天气实在太冷了，十指冻得麻木仍握紧竹壳把柄，将热水瓶安全地拎回家。

　　我每天下午放学后的第一要务就是与弟弟用木桶抬水，水抬到家门口后，我还要用勺子舀进铅桶，拎进家里倒入水缸。水缸用的时间长了，缸底会起不少混浊物，我会在倒水前先把缸里的混浊物舀净，用清水洗一遍，再倒入自来水。

　　我还常拿着母亲给我的购粮证、粮票、钞票和米袋子去粮店购粮。店堂有两只不大的铁皮漏斗，我人高过漏斗不多，称好米后营业员便将米通过漏斗倒入我的米袋子，我很是小心地端着袋口，生怕没抓住，米洒到地上。我会将几十斤重的米袋搬到一旁的凳子上再弯腰蹲下将米袋弄到肩上掮回家，路上还不能歇，否则就要叫人帮忙抬上肩了。至今，我还能记得那时粳米、籼米、富强面粉的价格。

　　儿时的弄堂，几乎家家户户门口都有一只鸡棚养着几只鸡，我家的鸡棚是哥哥从对门的煤球店买来柴爿动手敲成的。哥哥时常让我将鸡蛋壳捣碎，并在砧板上将菜皮剁碎拌以剩饭喂鸡。我还会去中山公园门口的树上去摘下一只只皮虫，回家用剪刀剪开其皮囊，挑出皮虫来喂鸡。我家的两只母鸡几乎每天都生两只蛋，是我家餐桌上的“硬菜”。

　　冬天快要到了，母亲要腌些咸菜过冬，她在缸底撒了一大把盐，把晒好的青菜沿缸底放好，命我插脚进缸踏菜，我脚上生了不少冻疮，不肯进缸踏菜，被母亲一顿严厉的训斥后，硬着头皮爬进了咸菜缸，我踏着踏着，盐粒嵌进了我脚上裂开渗血的冻疮里，痛得我眼泪在眼眶中打滚，但也不敢跨出咸菜缸，还要边踏菜边放盐，那个难熬的时刻真的是痛苦不堪。缸里的青菜叠到了缸口，我还要用尽气力将母亲事先准备好的三块大石头搬进缸里压菜。

　　落雪天，我时常要在凌晨四、五点去菜场排队买菜，天还是墨墨黑的，人还是昏沉沉的，我时常就拎着篮子去菜场了。在寒风中等待一两个小时的我，时常冻得“刮刮抖”，我只好双手插在袖管里在地上蹦跳着。

　　弄堂里几乎每个孩子手脚都生冻疮，根根手指红肿，伤口裂开渗血。即使这样，洗碗、汰菜、洗衣等冷水中做家务还是少不了的。我的冻疮手十指肿得和胡萝卜似的，手背更是像两只馒头，早晚洗脸绞毛巾，稍一用力便是一阵撕心裂肺的痛。即使这样，家里三顿饭的碗和洗菜、洗碗等杂活也是兄弟姐妹们轮流做的，冻疮手浸在冰冷的水里，那钻心的痛至今想起来都心有余悸。

　　每天睡觉前我都会在煤球炉里加满煤球，关紧炉门，炉口上盖上一块专用圆铁块或者煤球上铺一层湿煤糊，中间捅个小洞通风，煤球炉上放上一水壶的水，次日晨，炉子上冒着蒸汽，可当揩面水，我打开炉门，捅碎煤糊或用火钳夹去圆铁块，通一下炉灰，重新加上煤球，即可烧泡饭了。

　　星期天，母亲还经常让我擦钢精锅子。那时候，弄堂人家都烧煤球，家里的几只钢精锅子和铜吊时间长了都是油叽叽黏糊糊的污垢，我会先用煤球灰反复擦，再用浸过碱水的揩布擦，没过多久，一只只钢精锅子就擦得铮亮铮亮的，可我浸过碱水的双手却干燥得难受，只能涂点“蛤蜊油”了事。

　　端午节前夕，母亲从菜场里买回一大堆粽叶壳，浸在了大木盆里，她让我吊回井水后，又扔给我一块揩布，让我擦洗着一张张粽叶壳，正面反面都要擦洗，井水擦洗后又要用自来水再擦洗一遍，那些年的端午前夕，这也是我在吃到粽子前必须付出的劳动。

　　每年小年夜，哥哥和我会去曹家渡建材商店买回一铅桶的生石灰并借回了刷墙的排笔，哥哥将生石灰泡在了一只破陶缸里，生石灰遇水沸腾化开了，待冷却后，我和哥哥用排笔蘸生石灰刷墙，邻居说，在生石灰水里放上一只煤球，刷出的墙壁会亮白，我将信将疑地往生石灰水里扔了一只煤球。果然，刷好的墙壁白里透蓝，刷墙壁是我春节前非常喜欢干的一件家务活。

　　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儿时的我们承担了不少家务活，也培养了我们的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也从小懂得了父母的不易，也深深烙下了儿时家务的专属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