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49年2月4日“立春”这一天，正好是农历己丑年起始，属牛。第二天，我爹从东滩牵着两头老牛回村，准备开春耕田拉车。一进村庄就有熟人对我爹说，昨天夜里，你家生了个“带把”的。我爹一听这话，急忙摸口袋掏香烟给人家抽，可他出去好几天了，几十里外的东滩牛场哪里有商店，烟早就抽光了，他激动的直说“烟先欠着”，然后抄近路赶回家，看他的头胎儿子。
我娘二十岁生孩子，啥事都不懂，好在村庄里有接生婆帮助。这时看到我爹回来，我娘半是生气、半是邀功的样子，声音轻轻地数落起来。“你还晓得回家呀，要是找不到接生婆，你想让我和儿子死吗？”我爹哪敢有半句顶嘴，一个劲承认自己疏忽大意，赔不是。我爹原在地主家放过牛，无事时偷听教书匠教书，他无师自通，有些文化底子，所以跟我娘说，儿子的名子由他取，生在“立春”时节，大名就叫立春，生肖牛嘛，力气大，像头牛耕田种地，不愁没饭吃，将来同爹一样做个牛倌。我娘朝他白了一眼，说我爹就那点本事，没出息。
在崇明岛村庄，专门管养牛的人叫牛倌，俗称养牛郎。我算是被我爹说中了，长大后我还真成了名副其实的牛倌，而且是家传，到我是第三代了。
稍大后，听我爹讲过爷爷经历整个民国时期和抗日战争年代，那时我的家乡已经有水牛了，是特产之一。爷爷为了养我爹一家人，他去地主家扶犁种地，歇工时牵着牛去沟边河沿喂青料，如果牛吃不饱，地主是不给爷爷吃饭的。爷爷就随身带一把砍刀，看见哪里有青草、树叶、藤蔓，就割下打捆扛到牛身边，这样可以直接喂牛，比牛乱跑找吃好一点。那个时候土地被大户人家、地主霸占，除了他们各自占有的地盘外，大都是寸草不生的盐碱荒地，喂牛比人吃一口粮食好不到哪里。所以，经常把牛喂得半饥半饱，我爷爷吃饭也就有一顿没一顿，骨瘦如柴，为了活命只好硬撑着。
1940年夏天，日军在我家乡小镇村庄犯下烧、杀、抢的“三光”罪行，火光冲天，血流成河，哀号遍野。我爷爷得到鬼子进村的消息，与几个同伴赶着几头牛躲藏南岸头港汊里，但他们惊慌之中将一头壮牛遗忘在田块旁边的小沟里。当初这头牛热得下水滚汪、饮水，发现少了一头牛时，已来不及了，它早已离开小沟向北面大路上跑去，正好被一支日军小分队看到，鬼子把牛捆绑在一棵大树上，用刺刀活活地捅死，几百公斤的老水牛成了鬼子的美食。日本鬼子向县城方向跑了，我爷爷饿着肚子，一身泥水，赶着牛回到地主家，将丢牛的事情一说，地主婆暴跳如雷，要地主打断我爷爷的腿。另几个同伴跪下一起求地主开恩，说要不是我爷爷这个牛倌反应快，及时把牛转移躲起来，那其他几头牛恐怕都要进鬼子的肚子。地主吸完一管水烟，叫来手下管账的支了一半工钱，把我爷爷赶走了。被克扣大半年工钱，我爷爷心痛啊！但又能怎样呢，活命要紧，他吓得说不出半句话，转身就跑出了地主家。
在旧社会，像我爷爷这种贫农能跑到哪里寻找好的活路呢？再说，他与老水牛相处久了，有了感情，有了牛倌的名气，跑到哪里都是当牛倌。可惜，在我出生前不久，村庄第一代牛倌，我的爷爷四十多岁就逝世了，比一头牛的寿命多活了十几年而已。
●在我快满一岁时，全国解放了，农民看到了希望，新中国成立给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爹说，解放前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据着80%的土地，而90%的贫雇农、中农，却只占20%的土地，导致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每年要向地主缴纳粮食地租，农民生活极端贫困。建国后，人民当家作主，在五十年代初（1950-1952）进行土地改革，推翻了地主阶级剥削土地的封建制度，使老百姓拥有自己的土地。到我上学到二三年级时，农村合作化时期（1953-1957）已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后期了，为过渡到1958年开始人民公社时期创造了条件。人民公社实行公社、大队、小队三级管理，农民走的是集体主义的道路，一心想的是集体，那个时候的人不爱集体是不可能的。
我爹名正言顺地为集体当起了第二代牛倌。先从集体三头牛起家，母牛逐年繁育，不出几年发展到七八头，社场北边牛棚翻修扩建过两次。到了冬天，牛要进棚过冬，外面野地没有什么吃的草料了。队长心里有数，等秋收一结束，安排青壮年男劳力去东滩割水草，驻扎十天半月，为牛准备冬天到开春这个阶段的食料。
记得有一次，我刚初中毕业盼望着能够继续读下去，爹却不让我读书了，他说早点回村里争工分，教我养牛，学点本事，将来娶媳妇方便。那年我赶上他们进驻东滩，牛车上拉着割草横刀，磨刀石，被子铺盖、烧饭铁锅等东西，就像一支行军拉练队伍，非常隆重。我还第一次见东滩，在南长江入海口北边，广阔无边，向东眺望，是一望无际的东海海平线。在远处，我望见一片黑压压秋收完放牧的水牛，再过一段时间，就会被各地牛倌赶回去进棚过冬。见我感叹地广草绿牛多时，我爹有点自豪地说，东滩牛场开场于解放前，新中国成立后,在50年代中期设立东滩集体放牛场，当时临近东滩的裕安镇、陈家镇共有4个牛场。滩涂水草满地都是，横刀把水草割倒，暴晒几日，青翠的顏色变成灰黄的样子时，就打捆堆起，等全部料理完成，用牛车一车车拉回，整齐码在牛棚旁边，一叠叠垒成二米高的草垛，是十分壮观的，说明这个生产队牛多发达。为什么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后来，我爹跌过一跤，把腰扭痛，行动有所不便，老队长退下来时跟新接任的队长说，让我接替管牛的任务。
●就这样我成了第三代牛倌。生产队牛多，就意味着有实力。水牛有它的特殊用途，队里有数百亩田地，耕田主要靠牛，稻田泥水平整，也是靠牛拉着刮板刮田。在以前乡村农业生产中，牛可以说是第一生产力，它为人类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即使在现代社会中，虽然农业生产已经机械化，但水牛还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在山区，由于拖拉机不能作业，必需靠水牛耕田。这就不说了。在我的村庄，有个时期推广水稻机械插秧，机插秧对水稻田的平整度要求比较高，拖拉机又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必需依靠水牛平整来达到机插秧的标准，为粮食增产打下扎实的基础。水牛刮田平整的活遍及崇明各个乡镇，农场，垦区,农忙时本地水牛来不及作业,还请外地水牛过来帮忙,一季作业面积在几十万亩。那时我完成队里需要牛作业的任务外，经常被派到外村作业。五里路外一个村庄的生产队，是典型的女人、小孩多，男劳力少，牛少，有些稻田还没有犁地，部分稻田光着等待水平整，我与外派过去帮忙的三个牛倌，整整忙了一星期，弄完一块田，女社员就插秧，总算没有耽误季节。
我们三个牛倌分别搭伙，我被安排在姓陈的会计家吃饭。陈会计有两个女儿，年龄相差一岁，长得就像双胞胎，是村里有名的漂亮姑娘。每天中午收工，队长都叫陈会计的大女儿早一个小时回家烧饭，等我与会计一家收工回去，捧起饭碗就吃。吃的是玉米粉饭，菜有好几只，雪里蕻烧豆瓣，鸡蛋皮烧青菜，蒸草头干，鸡蛋花菜叶汤，反正都是蔬菜。能搞出这么几样菜来，算是当时最好的待客之礼。有一天，我看见小妹跟她的大姐使眼色，并且悄悄地说，大姐做了那么多菜，是不是对汪牛倌有意思？小妹说完与大姐扭在一起闹。我心里明白了八九分，牛倌在那个时代是蛮吃香的。我回到自己的村庄不久，村里有个媒人来我家说亲，我问是哪家女儿？媒人告诉我爹娘是陈会计家的大女儿芹芹。听到这个名字，我并没有感到吃惊，但那几天饭吃出一段姻缘，我倒是有些意外，第二年芹芹成了我的老婆。
●到了70年代后期，农村还有一部分人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原因之一是公社化运动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1978年底，安徽省风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冒着风险搞起了大包干，给传统的集体使用土地的制度捅开了缺口，随后迎来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1979-2009）。我的村庄是八十年代中期分田到户，村民种田模式发生了变化，农业生产有了选择权，到后来大部分村民的承包田以水产、经济作物、合作社等多种经营为主，逐渐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从茅草屋、砖瓦平房到楼房，甚至别墅，这个距离的缩短也要比想象的来得快。
村里的牛自然少了用武之地，只好作价出让给村民。面对社会变迁，我对牛仍然一往情深，出钱买下三头牛，养在自家院子西南角搭建的牛棚里。开始，牛还能帮人家拉柴草、运化肥，小田块耕田，干些零星杂活。到了村民家都有液化气灶具，田地开塘养蟹，或出租给种田大户种大棚蔬菜及花果，水牛不再作为农业生产的有力补充，它的使命随之逐步消解于乡村历史发展进程中。有些比我年纪大一点，身体又不好的牛倌，已经没有能力与牛相伴，只好将牛牵到集镇廉价转让。当主人转身离开时，牛的眼泪滚滚而下。庞然大物的牛啊，在动物世界它是以忠厚老实、吃苦耐劳及认真干事著称，它的泪水说明多么不舍离开主人和预见自己的命运，等待它的往往被新主人牵到屠宰场。
我无奈地面对牛的生存现状，但我绝不会将自己的牛送到饭店餐桌。记得有一天下午，我路过一个拆迁的村庄，碰到从南门地区来东滩陈家镇的牛倌，他住在原先放牛场认识的一个同伴家，是一间拆迁废弃的蟹塘边草棚里。我问他这么远漂泊值得吗？他说养牛几十年了，就是喜欢！他的回答，没有豪言壮语和噱头，这“喜欢”两字代表着我们这一代牛倌的心声，足以抵上一辈子的付出，哪怕一生清贫。这个同伴手上有两头壮牛，两头小牛，他说过些日子，两头小牛卖给人家养，可换个六千多块钱，接着养好两头壮牛，春天里，东滩水草长出来了，要是没有活干，就把牛赶到东滩牛场，喂它，以后为它送终养老。
东滩牛场，有着悠久的放牛历史，特别是1953年至1985年，每年牛场的放牛量在5000多头,为高峰时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野生水牛繁育放牧场。在2008年至2009年间,每年的放牧量大约在2000头左右，40%的水牛运往安徽、浙江、江苏、四川等全国各地，服务当地的农业生产，50%的水牛服务家乡水稻田平整作业和繁育品种，每年淘汰老弱病残的水牛数量在10%。
在倡导低碳、环保生活的情形下，我觉得牛曾经也是作出贡献的，比如牛在耕田、刮田时零排放，零污染，每季作业能节省拖拉机柴油不是一个小数目,大大降低了能源的消耗。在滩涂上，牛能与鸟类和睦共处，有许多摄影爱好者的照片为证，鸟在牛背上为它清理寄生虫，牛的排泄物也是东滩生物最好的食物。牛吃水草并不是破坏性的，它以食地上叶茎类为主，对第二年滩涂水草类生长没有任何影响，这也是东滩牛场有悠久历史的原因之一。
有水牛的地方，就必定会有我们牛倌的足迹。像我这一代养牛人基本上都已年龄偏高，每年靠水牛耕田、水平整、拉车、饲养及繁育水牛为生，挣得的辛苦钱也只能维持生计，生活相当清苦。据我所知，在我家乡，目前从事养牛的人大约400多名，牛倌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现在的年轻人，把牛当成风景看，再也不可能有青年牛倌了。从我爷爷辈起始，我是第三代牛倌，也注定是最后一代牛倌。到我的曾孙辈，可能要去博物馆看牛的标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