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浙江丽水市举行总投资127亿元的56个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上，浙江省强调要加大工业有效投入、增强工业发展后劲。据了解，今年浙江省发改委已经将2009年至今，国家和省级各部门出台的实体经济鼓励政策中涉及要素保障、税赋减免等“实”的政策汇编成书，共900多条，发到各相关部门及相关企业，“对企业而言，最实在的是资金、土地、税收等优惠。”这些政策之外，是浙江省舟山海洋经济、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温州金融改革三大国家战略所创造的新经济增长点，以及在首届世界浙商大会和全省民营经济大会基础上的“引浙商回归”。

　　老工业基地南京则把重心放在了软件上，建立以中国(南京)软件谷为核心，南京软件园和江苏软件园为两翼的“一谷两园”软件产业集聚区，围绕“1+8”创新创业政策链展开，“政府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将引导重工业往软件行业发展。”南京市科委副主任刘小斌表示。据统计，2011年南京市软件业务收入达到1520亿元。

　　不同于江浙两地的是，上海的特色在总部经济，5月底召开的上海金融支持实体产业经济发展会议上，12家银行正式与上海签约，自今年起连续三年为上海市高端装备制造等十大重点实体产业滚动提供总额6600亿元融资支持。

　　制造业转型升级任重道远。“与其说回归实体经济这，不如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加快提升制造业。”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维指出，造成长三角实体经济困境主要在于国际金融危机和中国本身制造业水平低。

　　在他看来，尽管上海提出“9+5新兴产业”等策略，但受以外资、国企为主的经济结构限制，“目前还是强调的以个人技术能力为主的创业创新。”这与南京创新驱动不同，“南京是受过去强调重工业发展产业的环境资源限制，重点在于吸引人才，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刘小斌指出。

　　在外资大规模创新可能性不大的情况下，陈维指出，上海提升制造业要从国企突破，“像电气、大众等大型国企，打破垄断、引民资进入是根本。”

　　同样面临民资去向考问的民营经济重镇浙江，问题更为突出。“毕竟西方工业化进程几百年，中国改革开放才三十几年。”浙江省发改委人士指出，大环境下的经济泡沫在浙江客观存在，政府确实要引导这些资本往实体经济回归，让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就整体而言，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经济低迷或将持续，伴随着国内房地产调控和投资增速回落的压力，“出口导向”的长三角经济转型升级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