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千万农民的一个缩影。他出生于一户贫苦家庭，招女婿由朱姓改为张姓，与母亲结为夫妻，生育我们兄妹五人。我是落脚女儿，从我懂事起，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就是一个善良、勤奋、淳朴的生产队长。面对拮据生活，父母亲省吃俭用，把我们抚养成人，并坚持让我和哥哥先后完成高中学业。

　　追忆我的父亲，我的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在我二十六岁那年，父亲因患肝癌离开了我们。父亲生前常常在我耳边唠叨的心愿———“等我老了，我要从青浦住到江桥，我要每天陪你公公一起去江桥喝茶，吃羊肉面”成了无法实现的遗梦!而这句话却刻在我的心中，至今已有二十多年，成为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心病，每到清明、中秋、春节前后，普天下人们都在追忆亲人，欢度佳节时，每当我们兄妹相聚聊起父母亲，兄妹之间的眼光瞬间黯淡，神情伤郁时，每当夜深人静时，我思念父亲的心就更为强烈!“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是我们兄妹心中永远的痛!

　　父亲一生命运多舛，曾前后三次住进医院。1960年7月的一个雨天，父亲身穿蓑衣，头戴斗笠，光着脚，肩上杠着铁锹去秧田排水灌溉，由于台风电线垂下成了弧形，而父亲光着脚又拿着铁锹，头部触到电线，当场就不省人事。左邻右舍见状，马上进行人工呼吸，并立即送往上海中山医院治疗。由于救治及时，父亲终于起死回生。出院后父亲的头部明显留下如荷包蛋大小，里面装有有机玻璃的一块伤疤，但父母亲没有向电线的主管部门索要任何赔偿，而且出院后依旧在田间劳作，并在康复的第三年，生下了我。

　　父亲是个文艺迷。小时放映《小花》、《英雄儿女》等电影时，多是父亲背着我，去大队部观看，来回有四里路程，父亲总是乐次不疲。父亲是个捕鱼能手。由于家庭贫困，经济没有收入，生活难以保障，父亲就乘着夜色，头顶星月，拿着丝网，背起蟹篓，去捉鱼摸蟹，一方面改善我们的伙食，一方面向市场出卖增加收入，我记得我的零花钱多数是靠此供给。

　　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领头雁。身为生产队长的他除了安排每天各项农活外，田口的插种、肥料的播撒，种子和秧苗的培育方面都是能手。他每天起早贪黑，带领社员们奋战在“双抢”的第一线，忙碌和瘦小的身影穿梭在农田和田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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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第二次住院，我正读小学一年级。记忆中，那是一个昏黑的早晨，我上学的时间未到，乡亲们就把出早工的父亲扶到了家，此时父亲已被疼痛折磨得脸色苍白、汗流满面。原来父亲早上吃了山芋就去农田挑秧，导致胃消化梗阻。经青浦医院抢救，父亲脱离了危险，但胃却被切除了三分之一。第二次住院并没有让父亲停下劳作的脚步，在父亲身体恢复后一个月，他又带领生产队社员们在农田间抢种抢收，农田似乎是他所有力量的源泉!我深深为之而敬佩。

　　1975年，刚满十八岁的哥哥读完高中后，回到家里，接任父亲生产队长的岗位，父亲就去从事他最擅长的养鸭工作。先后在虹桥星光，徐泾三联、诸翟村承包养鸭。父亲养鸭有一定的专业技术，不仅鸭棚的管理有条不紊，而且养的鸭肥，产蛋量高，而我一有空就去帮他买饲料，卖鸭蛋。那时社员外出做工，要向所在村每月缴纳支农支副基金，父亲总是不折不扣向村里缴纳。父亲的养鸭生活维持了十多年，由此，我的家庭条件也得到了改善，在1984年翻建一幢楼房。1987年3月，父亲考虑到自己养鸭也要为家乡做出贡献，在得到村领导的支持下，从诸翟村回到了老家养鸭，在我家的楼房西边自留地上建起一个茅草棚养下近800只鸭子，将有机肥料提供给生产队的农田，并缴纳了支副资金。

　　全家期盼的幸福生活似乎唾手可得，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年8月的一天，父亲突感胸部疼痛不已，高烧不退，住进了上海四五五医院，经过医生的诊断，确诊为肝癌晚期。在父亲住院的二个月内，正逢我在司法学院培训，我闻讯后心急如焚赶去医院照顾父亲，但由于发现过迟，父亲的病情恶化，在医院的极力救治下，也无法挽救父亲的生命，父亲与1987年10月28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一个月后，父亲的鸭棚被拆了、鸭子也卖了，土地进行平复，我家祖传的养鸭生活由此结束。

　　虽然，生活给了父亲许多磨难，但是，父亲没有抱怨，又没哀叹，用大地般宽厚的胸膛迎接生活的挑战，默默承担起为父的责任，一如生长在岩缝中的小草，历经霜雪的洗礼，却依然倔强得迎风起舞。在父亲的一生中，我悟出了一些真理，父亲的一生是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一生，是宽宏大度的一生，是勤俭朴素的一生，是刻苦耐劳的一生，是奉献社会的一生。而我在父亲的身边，耳濡目染学会了做人处事的道理，学会吃苦和磨练，学会了勤奋与努力，学会了专业技术学到手，会立于不败之地。

　　二十多年，在人们的忙绿中倏忽而过。父亲曾经想念的江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我的先农老家也动迁了，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我侍奉病榻上的公公多年，公公乐享终年而逝，我想，我的两位父亲会天堂重遇，把酒言欢，笑看儿孙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