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节前夕，嘉定区华亭镇联一村村民除了期盼放假之外，还多了一件喜事：“乡悦华亭”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平移归并一期187户新房正式交房。村民高建红接过自家钥匙，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白墙黛瓦、江南庭院，新家真的太漂亮了。”不少村民拨通视频通话，向家人展示“高颜值”新居，装修事宜随即提上日程。但这份喜悦的背后，也意味着有一群人将面临新的挑战。
□记者 赵一苇
2018年起，嘉定区与上海地产集团深度合作，携手在联一村开发“乡悦华亭”项目，采取上海正在试点的一种新土地供应模式——点状供地，将宅基地集中归并，重新建设农民安置房，28个自然村落宅基地被归并后整体平移，共腾出建设用地180余亩，节地率达到30%以上，盘活的用地用于打造融田园、文化、旅游、康养、乡居于一体的农旅田园综合体，村民则可不用花一分钱同等面积置换新房。一期“乡悦华亭”项目惠及187户村民，二期涉及5个村民小组，共196户。
然而，“农村小区”的新型居住形态和城市社区的概念并不一致，也有别于纯农社区。这类居住形态如何治理，没有太多成熟经验可共借鉴，日后如何引导村民改变居住习惯，规范村民行为，科学推进新社区管理，是摆在管理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
分管社区管理工作的华亭镇副镇长徐锋向记者介绍了“乡悦华亭”农民集中居住管理模式及治理的探索思路和抓手——五大自治共治载体，即“亭·院治理联盟”“物管·红专员”“乡悦·会客厅”“民情·议事会”和“百姓·秀舞台”。通过前期广泛调研、反复研究，在尊重村民原有生活习惯的基础上，华亭镇初步建立起这套与特大城市郊区特点相匹配的新农村集中居住管理模式。
“五大自治共治载体”中提出的“亭·院治理联盟”厘清了管理中的“参与主体”，明确了未来将由联一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文体服务中心、综治办、城市运行管理中心、社区办、社发办、房管所等部门参与集中居住区的管理工作，统一标准，各司其职，为新型居住形态下的社会治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和城市社区相比，纯农社区一大特点是没有“物业”的概念。以往，农村地区村民家大半夜水管坏了，叫不到维修人员，村书记只好亲自上门。但对于村民来说，农村散居的生活习惯和理念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变，如果贸然引入专业物管管理公司向村民收取物业管理费，村民自然是不乐意的。那怎么办？“物管·红专员”这个载体就解决了“谁来管理”的问题。基于熟人社会和居住形态的现实考量，联一村对区域内物业管理方式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建立起了由“村党组织领导——村委会主导——物业团队牵头——物管红专员负责”的物业管理模式，全面负责网格内的各类事务，由村委会委派一名成员驻点负责，将区域划分为若干个网络，每个网格由物业红专员包干联系，负责协调村委会与各工作队伍的联系，当好服务老百姓的“店小二”。这也意味着依靠个人奉献推进社区治理的时代将过去。
门口小菜园，屋后小花园，配套设施一应俱全，院子对面隔一条小河就是耕地，古色古香的白墙黛瓦错落有致……“高颜值”新居诞生的过程中，村民对新家的自豪感逐渐提升，这也是未来引导村民有序参与自治共治的有利抓手。“村民是主人，所以我们搭建了反馈民情民意的渠道和平台，引入了‘乡悦·会客厅’和‘民情·议事会’这样两个载体，解决‘协商空间’和‘有序参与’的问题。” 徐锋介绍，联一村计划在村委会综合配套用房中设置一间功能房，主要以协商会、座谈会等形式，组织村民不定期开展社区共营活动。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下，让村民畅所欲言，更为有效、全面收集社情民意，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同时，以解决会客厅收集的社情民意、社区问题为目标，联一村还建立了“听证会、评议会、协调会”三会制度，村民只需要根据制度上明确的流程提出自己的想法，便可以有序参与社区治理。
联一村的变化也吸引了一批年轻人返乡。“90后”周建宇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去年返回家乡成为了“乡悦华亭”项目的一名工作人员，在自家门口当起“生活服务顾问”。未来像周建宇这样的年轻力量将越来越多，为了鼓励年轻参与自治，联一村也设置了各种线上虚拟社群和APP，方便年轻人有序提出治理家乡的诉求和想法，同时加强粘性、增加流量，线上的反馈将由线下接单处置解决。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老百姓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与日俱增。为了满足日后宣传理论政策、开展文体活动、培育文化团队、挖掘社区能人、涵养文明新风、助力社区建设，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的需求，一处近5000平米的公共空间正在打造中，五大载体中的“百姓·秀舞台”则把百姓放在了“主角”的位置，让村民在享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入住社区的满意度和获得感的同时唤醒对土地、家乡的热爱。
“五大载体”引起了村民的认同感，“这么美的新居，入住之后，我们自然要好好爱护，邻里之间守望相助，遵守村规民约，让这里真正成为大家羡慕的农村新家园。”村民高建红说。
徐锋表示，目前“乡悦华亭”的管理模式及治理路径尚属“初探”阶段，后期将在实践中进一步优化农民集中居住管理的有效途径，提升乡村治理方式。“最终的落点还是在老百姓身上，希望能够让‘村民’逐渐适应‘市民’的新身份，发挥他们自身力量，更多地参与到集中居住区的社会治理当中。”徐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