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8月16日8版）

　　2.不能让“鱼米之乡”的种粮农民吃不饱肚子

　　松江历来是个重点产粮县，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来，征购任务一直很重。据1978年后长期在县粮食局负责计划和农村粮食购销工作、后来曾任副县（区）长的山兆辉回忆，尽管1978、1979年松江连续两年丰收，1979年松江粮食总产量又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仍面临粮食安排紧张的矛盾，农民口粮水平较低，一些缺粮队全年人均口粮仅为240公斤原粮；农村留用的饲料粮也不能满足养猪生产发展的需要，猪肉供应紧张。供应给城镇居民的口粮中一度每月只有1公斤粳米，其余的则是松江人不喜欢、不习惯食用的籼米、面粉。问题的症结，主要是粮食征购基数过高，粳米调市任务过重。

　　杜述古同志认为，在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松江，竟有种粮农民吃不饱肚子，城镇居民吃不到粳米，那是有负于松江人民的！1979年2月，松江县委向市委要求调减粮食征购基数，从10.7万吨调减到9.8万吨。当年11月底，山兆辉随杜述古同志去市里参加粮食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在市委召开的有《人民日报》记者旁听的县委书记会议上，杜述古同志率先发言，要求市里确认松江提出的调减征购基数。唯因当时全市粮食“盘子”缺口较大，一时无法同意松江的要求。但他的发言已在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据山兆辉回忆，陈云同志当年曾在关于经济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增加到2000万吨”，“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1979年，中央决定增加粮食进口，国务院安排上海继续增加粮食进口量，增幅高达74.4%。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考虑到郊区耕地面积减少和减轻农民负担”，市委决定1980年起调整粮食征购基数，平均调减12.5%。市下达给松江的粮食征购基数为8万吨，调减幅度达25%。这是从1954年实行统购统销以来，本县粮食征购基数的最低水平。此举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有力地支持了种植业结构的调整。1980年，松江继续扩种棉花4万亩，棉花种植面积增至12.6万亩。同时，扩种西瓜5000亩，蔬菜400亩。当年全县实际交售粮食下降到6.5万吨，农民的负担进一步减轻，提高了农村的留粮水平，供应给城镇居民的口粮中的粳米数量也随之增加。

　　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松江鱼、虾等传统水产品供应紧张。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改善市场供应，1984年，县委、县政府发动各公社于秋收后开挖万亩鱼塘，当年新辟养鱼塘8000亩，并初步建成生产配套体系。据《松江县志》记载：至1985年，共挖建成鱼塘730只，水面达6221.17亩、挖建鱼种塘760只，水面为2258.42亩；当年养殖产量达到4040吨，比1978年的543吨增长了将近6.4倍。一举解决了“鱼米之乡”人民“食无鱼”的难题。

　　3.要想办法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流行着一句口号，叫做“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杜述古同志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和农民打了几十年交道，深知农民如果只是在“一亩三分地”上营生，是难以较快地富裕起来的，必须带领他们走上一条能够较快地富裕起来的道路。

　　“文革”结束后，县委、县政府和各乡镇（公社）像重视抓农业一样抓工业，乡镇（社队）企业有了较快发展。据《松江县志》记载，杜述古同志主政松江期间（1977—1985，下同）,乡镇（社队）企业工业总产值由9786.9万元增加到63561.0万元，增长了5.5倍；利润总额由2447.7万元增加到8503.0万元，增长了2.47倍；务工人数由36870人增加到99669人，增加了1.7倍。10万农民组成了一支“离土不离乡”的务工大军（几乎户均都有一人务工），使农民家庭收入快速增加，加快了由贫困、温饱向小康、富裕的转变，乡镇企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在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县委、县政府和各乡镇（公社）积极扶持农村家庭副业。农村家庭副业在“文革”期间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几乎被全部割掉。“文革”结束后，禁区一旦打开、束缚一旦解除，广大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立即迸发出来，他们充分利用剩余劳动时间、剩余资金、剩余房舍和自留地及诸如宅边、河边、沟边、路边等“十边”地，经营“庭院经济”，发展家庭副业，使农副产品和农民家庭收入快速增加。涌现了以新桥公社杨四海、佘山公社周阿四等为代表的依靠家庭副业发家致富的首批“万元户”。

　　乡镇（社队）企业的崛起和推进以“三改两”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耕作制度改革、调整农业经济结构、发展农村家庭副业、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划小公社规模（全县公社数量由13个增加到19个）、创建“文明村”等，汇合成了改革开放初期松江农业农村改革的第一波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