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生于1840年，逝于1939年，一位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范式的开创者马相伯，历经百年中国所有的外侮，以其自强和努力，在近代中国刻下了“爱国老青年”的历史塑像。

　　在一个普通的民居里，马相伯唯一的孙女马玉章深情地回忆起爷爷临终前的情景：爷爷叫我去，我看到他的脸色不好。他说，孩子，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有的也没有留给你。你恨爷爷吗？我听了爷爷的话，明白爷爷是什么意思。我爸死的时候我才六个月。爷爷的学生于右任、邵力子他们凑了一万块钱送给爷爷，对爷爷说：先生，九香还小，我们没有大的力量，这钱是给九香将来的生活费跟教育费，请您接受。爷爷后来就把这一万块钱啊，捐给一个姓陆的，办启明女校。爷爷所说的，你自己的钱，也没有留给你，就是这个意思。当时，我很难受，对爷爷说，爷爷你把我教养成长，我还没有能够孝顺你，怎能说你、怨你呢？爷爷就抱着我大哭，以他一生的经历而感慨：“自出生之日，我中华无日不在忧患中煎熬”，“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那天是1939年11月4号，晚上。

　　二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一位同中国的文盲、贫穷和法西斯战斗了一生的知识分子，一位充满着童趣天真慈悲心怀的诗人陶行知，以他55年的短暂人生，书写了中国乡村教育的丰富内涵。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大片国土的岁月里，陶行知呵护着古圣寺内的琅琅书声和稚嫩的歌声，面对学校买不到米、筹不到钱，师生们嗷嗷待哺，育才学校濒临绝境，他心如刀绞，睡梦中听见谷子在仓里叫，写成一首诗，只有15岁的陈贻鑫流着泪为校长的诗谱曲：“谷子在仓里叫，苦孩子在肚子里叫，我们要给难童吃下去，长得又壮又高，化为智慧的笑，为什么把我们关在这里，误了年少？”为了古圣寺里两百多号“活菩萨”，他成了四处化缘的苦行僧，每天往返重庆城里的山路上，同柴米油盐赛跑。

　　1920年，陈鹤琴（一位中国儿童教育学的拓荒者）的长子出生了。从那时起他做了一件中国教育史上了不起的大事，他将孩子每天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用文字和照片记录下来。“这个小孩子是在1920年12月26日凌晨2点9分生的。”“生后2秒钟大哭，一直哭到2点19分，共连续哭了10分钟，以后就是间断的哭了。”这样的记录持续了808天，虽然琐碎细微，却描绘出了一个中国婴幼儿成长的轨迹。儿子的一哭、一笑、一个神态、一个简单的动作，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这显然已超越了一个父亲对孩子的关爱和职责，而是一个科学家的独特选择，陈鹤琴由此写成《儿童研究纲要》，奠定了中国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第一块基石。在随后问世的《家庭教育》中，他总结了健全小孩人格的101条原则，又在自己家中办起了一所实验幼稚园，就是后来著名的鼓楼幼稚园，作为探求现代中国幼稚园教育模式的试验田。这些原则和探索，对今天的中国父母仍然是鲜活而有益的。

　　三

　　潘光旦，一个响亮的名字。他可以夜以继日地埋头书桌阅读和写作，却附和着好动活泼、多才善辩的性格；年轻时的一场足球使他终生撑着双拐，但并不妨碍他学贯中西，在自然、社会、人文三大领域走出了一片高远的天地。他的一生，对优生学、性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史学以及中国传统儒学精华的发掘等诸多方面，都拥有开创性的贡献。他身后留下三样遗产：上万册书籍，去世前一年译成的达尔文科学巨著《人类的由来》，还有伴随了他31年生命旅途的并蒂葫芦和一只烟斗，烟斗上刻有十二个字：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

　　谢希德，也是一个响亮的名字。她一生最爱《命运交响曲》。成年后的她腿瘸了，一瘸一拐的身影，在复旦校园里行走了半个世纪，她一生五次与癌症交锋，晚年是站着工作的，却始终关注着世界发展和科学未来，将现代物理的两个重要分支引入了中国，引领一所大学走在开放、包容的学术前沿，被誉为“中国的哈佛校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曾回忆起一段往事：1987年，美国召开一场关于高温超导体的讨论会，报告大厅的门未开，门口已排起了长队。瘦弱的谢希德挤不进大厅，于是在过道上，一个离电视机最近的位置，站着听完整个学术报告，她说：“现在世界物理学发展太快，如稍稍疏忽，就会落后赶不上去。”

　　四

　　在已经过去了的百年中，读书多的人一定不止他一个，学贯中西的也大有人在；像他一样精通多种语言，也不乏其人，而能把学问做得好，又能把小说写得让人叫绝，也不会只有他一个人。但，他就是独特的，他就是钱锺书。“文革”开始，他被揪了出来，戴上了高帽子，高帽子底下，是被剃成纵横两道的“十字头”，成了可以任人唾弃、随时揪斗的对象。然而他顶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仍昂首阔步，不畏缩、不惶悚，任凭街上孩子哄闹取笑。半年之后，妻子杨绛也到了干校，但和丈夫不在一个连。因不能随便走动，只能偶尔相聚，平时靠书信往来。有一次，妻子指着一个窝棚问丈夫：“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就住下吧。”钱锺书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读书加笔迹伴随了他一生，很多人猜测，像他这样把各国的经典都读遍了，人类基本思想成果都享受了，其内心世界是快乐，抑或是忧世伤生的，但钱锺书从不谈及自己，他没有像父亲钱基博那样写下自传，也没有像胡适那样留有《口述自传》，他说：“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亦不可信。古来正史野史，均作如是观。”他生于忧患，《谈艺录》、《管锥编》、《围城》均写于忧患之世，我们不禁会问：钱锺书如生在一个安乐富康的年代，他又会为后世留下什么呢？

　　他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少有的平民作家。他的一生塑造了无数鲜活的人物。一个祥子，一部《茶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高峰。但更重要的是，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老舍先生毕生都在劝善。他用悲悯和同情，刻画着我们这个民族性格中的丑陋。他用纯粹而幽然的语言，留下了一个时代的众生相，让今天的我们仍能时时从中感知民族文化的基因，关注民族性格的健康。老舍把小说看作是“人类对自己的关心，是人类社会的自觉，是人类生活经验的记录。”这个伟大的作家，最终在一场灾难中自沉了。有人说，老舍是愚傻的、善良的，其实，他生命的历程就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他用自己的死亡写就了人生的大书，成为他留给后世沉重的遗产，永远警醒一个民族的内省，拷问人们的灵魂，审视人性的深处。

　　让我们永远记住上述那些让人肃然起敬的人与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