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我这个入党五十多年的老党员心情一直不能平列，往事历历在目。前几天送走最小的外孙去外地读大学后，当晚，我伏案疾书，记下我祖孙三代六个大学生的不同经历，折射出我们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

　　五十五年前的1957年8月29日凌晨三点钟，我背着土布包、脚穿土布鞋、一身土布衣，经过四天四夜的奔波，只身一人来到上海读大学。

　　我出生在苏北盐阜老区的农村，1946年土地改革后，当时担任村农会会长的父亲，提议分得地主的三间瓦房为校舍，办一所小学，并且把我第一个报名入学。从此，我杨家祖祖辈辈没一个人识字的旧貌改变了，1957年，我考取了上海一所名牌大学，我也成了全乡第一个大学生。

　　当时苏北交通十分落后，也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我只能乘小火轮，并经四次中转，四天四夜终于到了大上海，到上海我的口袋里只有一元七角钱。当然，那时读大学花不了多少钱，我们农村来的学生能得到学校发的每月12元5角的伙食费和2元零用钱，学费、住宿费、书本费全部免交。如今的大学生，家长轿车相送，电脑、手机不在话了，成千上万的现金或银行卡更不用说了。

　　四年本科很快过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一家颇有知名度的报社做记者，真是做梦一样，我这个“土包子”居然在上海大都市当新闻记者！当然我知道自己肚子里没有什么货色，于是我白天拼命奔跑采访，晚上读书写稿。早上第一个到办公室打扫卫生，揩台子、倒痰盂。等到老记者上班时我已出去采访了。直到现在，有人介绍我当过记者时，我马上说：“是的，但是倒痰盂的。”

　　经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特别是“文革”的动乱，我进过“五·七干校”，先后在海丰农场、前哨农场工作了二十多年。可以说，我的黄金时代是在农场度过的。但也评了高级职称，子女都在上海市区工作，祖孙三代六个人是大学生，也算可以了。

　　1984年9月11日下午4点，提篮桥公平路码头，“长锦”号海轮开航驶向几千里以外的东北大边港，我送儿子去大连读大学。当天正好是中秋节，晚上召开联欢会，我还朗诵了一首诗。

　　那时的交通状况如今青年人想不到。乘火车要出山海关经沈阳到大连，费时费力，不行。乘飞机，经济不允许，于是乘海轮，经39个小时才能到达。船票十分紧张，我十多天前托朋友买票，四等舱。儿子大学四年，来往8趟16次。为了他的船票我弄得焦头烂额。终算没有一次耽误他到校和返沪。

　　儿子很争气，他知道读大学太不容易，于是刻苦认真，先后任学生会主席和其他工作，并且和我一样，在大三的时候就入了党。毕业后到上海工作，两年后又考取上海交大研究生。如今已是上海一个大公司的副总，收入颇丰。

　　日历翻到2007年9月20日，时隔23年，我又送大的外孙在上海读大学。

　　这是某大国公司和上海合办的一所大专。学校在近郊，景色十分宜人，校舍漂亮，学生宿舍4人一间，设备齐全。教学质量上乘，虽是大专，但毕业生就业率很高，十分抢手。现在外孙在东方航空公司工作，业务和收入都非常满意。

　　时间又过了三年，2010年9月3日，我又和儿子，媳妇送孙子去美国读大学。孙子已经考取了上海的一本大学，不久又接到美国的一所大学录取通知书，当然去了美国。我老伴想不通，她说既然上海的一本大学录取了，就在上海读不是很好吗？何必去远方万里之外的美国呢？我说，让他们去吧！现在出国留学已成热潮。我们做不了主，一代管一代，是啊，事实就如此。

　　儿子开上自家轿车，在奔向浦东机场的高速公路上飞驰。路好，事好，人的心情好……眼前情景跟几十年前我和儿子读大学的交通状况，不可同日而语了，真是天壤之别。

　　话说又到了今年的8月25日，我们全家又欢送最小的外孙到外地读大学。一家人两次在饭店欢聚，举杯相庆时，小女儿要我说几句，我心血来潮，吟打油诗一首，最后一句是“而今从头越大步。”是借用毛主席“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诗句，勉励小外孙到大学后继续努力，今后为党和国家多作贡献。

　　最后要说到第六个大学生，就是我的儿媳，她是儿子的高中同学，大学读的化工专业，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特大型化工企业斯蒂芬和，现已是该企业的中层干部了，也事业有成。

　　一家11口人沐浴在党的阳光下，和和睦睦，读书、工作、养老，各有所得。我经常扪心自问：你姓杨的何德何能？凭什么11口人有六个大学生？不是共产党，不是新中国，不是改革开放，能有今天吗？拉你的黄包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