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事

　　倾诉与聆听，都市与乡村的情感故事。请勿对号入座。（图文无关）

　　口述：阿真 文字：施卫国

　　最近，我与好兄弟卫东相聚，席间他拿出一支用崇明土布包着的竹笛，笛子已经褪了颜色，显得十分陈旧，上面的几个按音符的洞眼，还能依稀看到主人手指的印痕。我顿时眼睛一亮，面对这支旧竹笛，记忆的闸门豁然打开，漫长的岁月中的一幕幕场景在我的脑海中闪现……

　　◆一九六三年夏天，我考进了崇明县建设中学，第一年在三星镇东边一个简陋的地方上学，我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很多。同学之间除了上课和课间休息时聊上几句，没有更多的交集。

　　等到第二年开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搬到了三星镇西边一公里处的新校区。据说那里以前是施姓富裕人家的庄园，新中国成立后庄园主人主动把这偌大的房屋宅邸交给政府办学，一心一意去县里参政议政，为建设家乡出力。

　　新校区规模很大，教室窗明几净，活动室、大礼堂、操场、篮球场、乒乓球室一应俱全。还新来了好多位老师，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学习生活环境，欢声笑语。学校成立了篮球队、乒乓球队、文娱队。课外活动搞得如火如荼。我参加了班级和学校的文娱队，本来其他活动比赛时我只当观众，但在乒乓球队里有位名叫卫东的同学和我有了交集。他家住在三星镇东边的一个村子里。家里有兄妹五人，因为上学比较远，每天骑着一辆半新的自行车。那个年代能有自行车的家庭不多，卫东算是我们全校为数不多的自行车拥有者。

　　卫东阳光帅气，个子比我高很多。除了是个乒乓爱好者外还会吹笛子。一根竹笛常带在书包里，一有空就拿出来吹。那时我们这种乡村中学不具备组建乐队的条件，只有在县城的崇明中学拥有一支大型乐队。所以在我们班参加全校文娱队汇演时，只有卫东凭着三脚猫的功夫为我们伴奏。有时为沪剧小戏伴奏时，往往要等台上人先起唱后，他的笛声才能跟上来，可见那时他的声乐知识还不怎么样。大家取笑他，但他脾气很好，我和同学们从心底里佩服卫东的那份勇气，那份坚定。就这样我和他成了好朋友。应该说这支笛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它把我们两个人那稚嫩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我和卫东的友谊迅速发展，成了好兄弟，连带双方家长、兄弟姐妹都成了“亲戚”，我比卫东大两岁，当然以兄长自居。

　　我们两人交往十分密切，互相学习互相帮助，都成为了班里上进心很强的学生。卫东三天两头住在我们家里，尤其是刮风下雨天。和我同进共退，用现代语言形容，妥妥的男闺蜜。

　　我娘是个豁达大度之人，特别看重亲情，她看到卫东来家里，粗糙的脸上笑得像朵花。那时家里比较穷，平时粗茶淡饭，但卫东一来，我娘就会千方百计多炒个蔬菜或加个鸡蛋招待。卫东一直对我娘说：“阿姨不要客气，我要和你们吃得一样才踏实，否则我就不来了。”我娘真的被他唬住了，以后来家时卫东被取消了“特殊待遇”。

　　最开心的还是我们俩晚上同睡在一张床上。那张床其实是一条长柜子，下面放粮食上面睡人，我们每天晚上叽里咕噜聊到很晚。第二天早晨我老爹做好饭叫我们起床，用完早饭背上书包匆匆往学校奔。

　　我到卫东家少一些，毕竟路远。第一次去还叫错了人。他的父母把我当作亲外甥一样对待，他的三个弟弟和小妹都对我既亲热又尊敬，其中四弟卫昌与我最投缘。我们两家父母兄弟姐妹也常有走动，乡亲们投来了羡慕的眼光。

　　◆初中阶段，有两件事让我记忆最深刻。一次是参加全县初高中毕业班飞行员选拔。那时第一步要通过政治审查，合格后到县中心医院初检，全县一百多人经过层层筛选最后只剩下四十多人参加市里的复检，我和卫东的名字赫然在列。那是我第一次出岛去市区，心中既激动又紧张。县政府很重视，县领导骑着一辆老塔克到码头来送行，直到客轮离开码头还在向我们挥手。

　　我和卫东在市医院复检都是最后几关被淘汰的。其实全县能有一两名录取已经不错了。我们虽然没有被录取，但依然感到很荣耀。那次我们俩一起住在卫东父亲所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他父亲挑最好的菜给我吃，让我生平第一次嘴巴上有了难得的油水。我们第二天回到学校里，成了新闻人物。

　　第二件事是初三上半年的一个星期天，校长挑选我们班六个男同学到县城的崇明中学去装运煤炭。我们每人推一辆独轮车，到校后跟随崇中后勤部，去仓库里用麻袋装煤。那时已经夕阳西下，我们到崇中食堂吃好晚饭，游览了整个校区。我们真像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由衷地发出惊叹，县城中学真大真气魄！我和卫东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考入上海市崇明中学，从这里再跨入大学。

　　那晚我们推着装满煤炭的独轮车，摇摇晃晃地从南门回学校，在春夜静谧的小路上，独轮车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为熟睡的人们送去了催眠曲，也让乡亲们记录下我们这些农家孩子的勤奋。

　　◆初中毕业后，我和卫东各自回生产队劳动，那时通信不发达，只有大队以上办事处才有部手摇电话，农民家有突发情况时才能用，我们几近中断了联系，大家都处于对前途的迷茫之中。

　　我和卫东先后到部队当兵。我在海军航空兵部队服役，最初在江苏奔牛机场。卫东在北海舰队后勤部当兵，驻地在美丽的青岛。我们每个月都会通一次信，每次写得很长很长，最长的时候竟有十多页。我们在书信中交流各自的情况，为所取得的进步而高兴。我借调在师政治部报道组工作，他参加北海舰队后勤部的乒乓球比赛，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告知对方。我们高兴得像过节一样分享着荣耀。

　　有一次我们部队转场到山东胶县机场，离青岛不太远，我总想去卫东的部队驻地看看他。但苦于部队纪律外出需要排队，等了很长时间轮到我了，恰逢部队又要转场到南方去。眼看希望就要落空，部队领导转场前给了我这次难得的外出机会。那天我急匆匆地赶到青岛卫东处，已经是下午三点钟，那天青岛全城彩旗飘舞人们喜气洋洋，据说中央首长来视察北海舰队并观摩青岛市少先队员的文娱演出。晚上，我和卫东坐在他单位两层楼的天台上，看着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看着远处的栈桥和碧绿的海水，思绪万千。那一晚我们一直谈到天亮，直到我坐在部队向南方转场的闷罐车上，还一直沉浸在青岛之行的回忆中。

　　◆我比卫东先一年复员回崇明岛，虽然心里都想着对方，但要把争取早日找到工作放在第一位，我借到县里机关一年，他回来后到上钢一厂去战高温，都属于临时工性质，我们联系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在一九七四年被推荐上了大学。第二年初，卫东由老校长推荐到崇明建设中学当体育代课老师。这对于家里弟兄四个和一个妹妹都务农的家庭来说，无疑有了一线希望，我也为卫东感到高兴。卫东经常在空余时间到我家里去，关照我的老爹老娘，及时写信把家里的情况告诉我，我委托他处理的事也能解决得漂漂亮亮。我老爹和老娘还是一如既往地热情招待他，村里的小伙伴们把卫东当作他们中的一员。他告诉我，为了招呼方便给这些小伙伴起了很多雅号，如“法海”“大青年”“砂锅”“三幅头”等。农村孩子对于这种雅号还沾沾自喜，回答起来特别响亮，他们觉得这是一种亲热的象征。我们和卫东在通信时常常提起这些雅号，使我们的交流中多了几分幽默。

　　后来卫东参加了市教育局委托上海师范大学为郊区培训中学体育教师的两年制学习，毕业后成了吃商品粮的正式教师。这时他谈了个农场商店当营业员的回乡知青珍珍，按照崇明习俗定了亲。我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工作，老爹为我新砌了两间瓦房和简单的准备，我到单位报到后就结婚。那时乡下条件比较差，接新娘用自行车在泥路上行走，卫东做我的伴郎，也跟我到岳母家去接人，虽然条件不好，但婚礼却办得很热闹。

　　第二年春节卫东和珍珍结婚，他家里人多，一共两间大瓦房，父母把原来一家人住的房间让出来，为卫东和珍珍做婚房。那时根本谈不上精装修，只是用一张大大的塑料薄膜挡住屋顶的灰尘，寒酸程度可想而知。新婚期结束，他和珍珍都住进了单位的临时宿舍。我们携手度过了艰难的岁月，我们的友谊越来越牢固。

　　◆我们盼来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光。我们两个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卫东的三个弟弟先后到广州、上海等地工作，他的唯一的小妹宝宝在村里成了头面人物。一家人兴旺发达，他们的母亲活到了九十五岁高龄，寿终正寝。

　　卫东转正后一直在建设中学当老师兢兢业业，很快升任了副校长，后由于工作需要调到县城一所中学当了副校长。又在一次机遇中调到了上海沪新中学当副校长，临退休前还担任了浦东新区一个成人学校的负责人。他的事业一路开挂，顺风顺水。先后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园丁，又评上了中学高级教师职称。

　　我从2012年农场下岗后，到上海市信息协会打工，也在上海的石库门房子中安了家。我们这时联系的机会又多了起来。我们常常在一起吃饭，一起聊天。电话微信不断，有一种一日不联系如隔三秋的感觉。我们人生之路虽然不同，我退休后忙于带两个外孙女，因此朋友圈越来越小。卫东恰恰与我相反，退休后反而忙得不亦乐乎，今天这个兄弟请客，明天那个老总聚会。还和珍珍一起旅游，走遍大江南北。每次的活动都会发视频给我分享。我们都十分珍惜这六十年来的兄弟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