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昌

　　小时候，喜欢一个人看打铁。

　　我所看到的打铁场面，永远是以下两种，一种是：父子俩，在一处低矮的打铁铺里，儿子拉着风箱，风箱声一轻一重，火舌一高一低；父亲盯着煤上的铁块，等待着铁块红亮起来，当铁块变成一块透明的红糖模样时，父亲迅疾钳出来放到了铁板之上，打铁就此开始。那时会看见：当父亲手中的小锤子抡向铁饼后，撞击余音还未散去时，儿子手中的铁锤已经落下，适时、及时，清脆，洪亮。这声音，有的是咣当声，有的是叮咚声，全是落点的位置决定的。这些声音有时重，有时轻，有时快，有时慢。约莫过了几分钟，声音渐渐变轻，直至消失，红色铁块慢慢变成褐色、青色，铁块也慢慢变成了锄头、镰刀的模样。铁块变化了，是在敲打里完成的，这敲打里所有的细节，都是变化的前奏。

　　还有一种是，父亲一个人打铁，一个人打铁是一个人的事情。放煤块，拉风箱，前后奔走；左手夹铁块，右手握铁锤，左右开弓；什么时候落锤，落锤多少？落锤位置，落锤轻重，全由着自己的打算与心情，确实自由曼妙、力量奇妙。你看看，整个的打铁过程，都是钢与铁的碰撞，铁与铁的撞击，不需要指挥，也无需暗示，却有着不可违逆的自然秩序，它们都在天然安排里，都在真实的细节中，而这一切却是由劳动本身的内容决定的，人需要的遵从与坚守。我每次看见，每次都静心看很长时间，就像看一部电影一样，一边看一边思虑：我们的战士到最后都战胜了敌人，为什么？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恪守了某些规律。

　　小时候，喜欢与母亲一起摘棉花。

　　与看打铁不一样的是，摘棉花时，我成了干活的人。母亲塞给我一只花袋，母亲叫我将花袋的底翻转过来，看一看，抖一抖，要底朝天，要确认花袋清爽，好让洁白的棉花不沾龌龊。跟着母亲的脚步，我们来到了花田里，一眼望去，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而且没有边际。无数的棉花，组成了花的海洋，与天上净白的云彩一样，轻盈、无瑕。下得田里，眼前是棉花树，我比棉花树高出一头，母亲喊，准备好了么？好了，眼睛看我！我转过头。

　　母亲是未摘棉先开笑，对着花儿笑，然后伸出右手，将四根手指并拢，捏成一个半圆的样子，随后将大拇指垂下，与四指空开一寸距离，然后说，我摘了。说完将五指扣向棉花朵儿，轻轻地放在花朵之上，然后五指相握，半秒也不到，棉花就被提了出来，握在手心中。在母亲右手摘棉花的同时，左手用右手同样的方式，抓向了另一朵棉花，也是半秒也不到。我感觉，这两手几乎是同步，中间的转换过程，只看见母亲的眼睛稍微向左边斜睨了一下，连头也不动的。我看得出神了，这哪里是在摘棉花，这分明是蝴蝶、蜻蜓在花上跳舞。摘棉花真的很美，不但能及时收获劳动成果，而且能看到母亲双手的舞蹈。母亲转脸了，问我，你看清楚了吗？我点头；母亲问，你会了吗？我摇头。我相信，如母亲一样地摘棉花，那是需要几十年的实践经验。母亲说，不急，慢慢来。

　　小时候，喜欢与姑娘们一块插秧。

　　喜欢与姑娘们一块插秧，像是上天的安排，可仔细一想，不是，村上的年轻的男劳力，都跟着父亲学手艺去了，所以与姑娘一起插秧，是那些男劳力创造的机会，要感谢的。但连续七天的插秧，手指窝都烂了，就怨恨那些去学手艺的人。感谢与怨恨都是情绪，但插秧是实打实的劳动。它们可以在意念上互存，但在行动上，仍旧要统一到劳动上。一插秧，就佩服起第一个下田的姑娘，因为第一个下田的姑娘，需要做好多方面的事情：第一插秧要神速，要一直在前面；第二方向要把准，看稻秧的眼睛要顾及双脚移后的方向；第三是质量要保证，既要把握行与行的前后距离，也要把握株与株的左右距离。

　　插秧是定规的：左腿外侧插两株，右腿外侧插两株，两腿之间的空间也插两株，共六株，每一株都在实在的水土之上。插七株、插八株，不可以，为什么？我试过几次，手不顺，心也不顺。我想到了另外的事情，插秧的姑娘都是嫩腰细腿的。这细腿真的好，两腿向后的移动而踏出来的泥潭，正好让旁边的稻秧立在泥土里，不偏不倚。插秧是双手配合着用的，左手起分秧作用，是凭感觉晓得秧的多少，右手只负责插入。插秧开始，第一株从左边开插，第六株是右边收束，第二行从右边开始，到左边结束。左撇子则相反。不管怎样，这来回插秧劳动犹如在地面划横活动，划一条，退半步，但对目标而言，退步原来是向前。

　　到今天，在老家，没有人靠打铁谋生了，打铁人转行当了。棉花，也已经不种了，摘棉花自然没有了。但稻田依旧在，一如大地依旧存在一样，稻田是用来插秧的，但插秧的任务已经让插秧机替代了——与打铁，摘棉花一样，有与没有，做与不做，都不影响我们的生活。照此说来，这些变化也是一种定数，它们的存在与作用，一如隐没与消亡，一切都是自然的安排，自然的安排是最好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