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王树仁 文字：刘千荣
在上海书展上看到小人书，也有叫连环画的，立刻吸引了我的目光。凡是经过有小人书的展位我都会驻足一番，逐个浏览下去。特别是在挂有“淘书乐”牌子的展位台子上看到铺满因年头太久，纸页发黄的旧小人书，立刻勾起我对故乡往事的回忆。
◆在故乡，童年时我们习惯把小人书叫“画册子”。记不清看到的第一本“画册子”是哪一本了，但我到现在还能记得我买下的第一本“画册子”。大概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应该是节假日里我和堂弟赶集经过一家卖“画册子”的摊位。那时对于“画册子”是否好看的标准是里面打不打仗，我们立刻对一本名为《彭大将军》的“画册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拿到手里就舍不得放下。想买可口袋中的零钱都不够，好歹学过算术的我们还是懂得一加一大于一的道理，于是我和堂弟两人凑钱买下了我们人生中第一本“画册子”。既然为共同财产，当然是轮流掌管，不过很快也就不知其所终，因为那时“画册子”都是相互借看，在传阅中不知道落入何人之手，也没人会深究下去。毕竟乡村仅有的读物“画册子”都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当时的农村几乎寻不到书看，“画册子”不仅是儿童读物，同样也是成人读物，当过生产队会计的父亲认得字，所以家里不时有他借来的“画册子”。上初中的姐姐偶尔也会买“画册子”带回家。姐姐曾经买下一本《祖国的骄傲》，封面是位一身橄榄绿，头戴钢盔威风凛凛的解放军战士。当时借阅的人很多，后来也找不到了。还有就是当时刘兰芳的评书因为收音机的传播而风靡全国，于是成套的《岳飞传》《杨家将》“画册子”传阅率也非常高，恨不能从《岳母刺字》开始，一直看到《风波亭》结束，漏掉一本都觉得遗憾。同样对于《西游记》的全套画册也是心向往之。
第一次看“画册子”闯祸就是因为看唐僧取经故事的“画册子”。那时我已经升入四年级，看小说可能会遇到不认识的生僻字，但看“画册子”却能畅通无阻。同学中有谁带来“画册子”，相互传看是必须的，但有的同学声明放学时要带回去，这样时间紧张，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在规定时间内看完。除了在课堂上背着老师偷看，还有就是几个人在一起同时看。
那日午睡时间，我从同学处借来一本《火焰山》“画册子”，顾不得午休扒在课桌上看得聚精会神。升入了四年级我们已经使用木质的高腿课桌，尽管都是旧的。见我看得入神，先是有一两个同学站在我身后共同分享，后来越聚越多，有侧身坐在我课桌二面的，更有甚者搬来自己的凳子，站在凳子上一起看。六七个人同时压向课桌，本就陈旧的课桌不能承受之重，一条腿被压断轰然倒下。见损坏课桌闯了祸，同学们立刻作鸟兽散。
◆到了初二，教语文的罗老师做我们的班主任。既然是班主任，罗老师班上的大小事都得抓，早自习课他也得监督。本来该自觉读书的早自习，我却惹了个纰漏，原因是我借了本“画册子”《东方》——根据著名作家魏巍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连环画。正月里拜年时我曾在亲戚家看过上册，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下册，同学又催着要，我只能牺牲早自习时间了。
我正看得入迷，没有发现罗老师走进教室，但他也同样没发现我这个一向遵守纪律的学生会在偷看“画册子”。当罗老师的身影从我眼前一闪而过时，看到其背影的我，下意识地把“画册子”用双手捂住，而这个动作显然被敏感的罗老师发觉了，他一扭身看到了我并未全部捂住的“画册子”，立刻板起脸严肃的伸出一只手。我只得红着脸把“画册子”交给了罗老师。
在食堂吃过饭后，我硬着头皮去了罗老师的办公室，那份紧张不亚于面对罗老师要我写检查。出乎意料的是，罗老师并没批评我，把“画册子”还给我，说《东方》是本不错的小说，获过茅盾文学奖，只是不该在早自习时间看。此后不久，罗老师上语文课讲解魏巍的散文《我的老师》，再次提到作者以抗美援朝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东方》时，让我向同学们介绍《东方》的主要内容。虽说因为看“画册子”虚惊一场，吓得我三魂出窍，却得以在同学们面前展现我的课外阅读面广、记忆力好的特长，因祸得福我印象特别深。
有位哲人说人不能在同一件事情上摔两次跟头，我在看“画册子”这件事上就重复犯过错误。那时乡村中学条件差，露天操场还是泥土的，一到下雨天体育课自动中断。体育老师在教室里教我们练习几遍眼镜保健操后，让我们自习。趁其走出教室的空档，我拿出了中午看了一半的“画册子”，根据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书剑恩仇录》。其实是电影图片合订成的“画册子”，那个年代什么电影火爆，“画册子”也会紧跟着出现。《书剑恩仇录》电影虽然不是很火，但“画册子”还是很抢手。
那时大部头的武侠小说书不容易见到，看“画册子”很解馋。正看到精彩处，不知道体育老师已悄然站在我身后，伸手就把那本“画册子”抢过去，三把两把便给撕了。体育老师曾打过一套青年长拳给我们看，也在操场上教我们打过少年拳，力气自然很大。不过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体育老师如此爱好武术，咋就不允许我看武侠小说改成的“画册子”呢。
脾气暴躁的体育老师不仅用暴力撕了“画册子”，还狠狠地训斥我一顿。说他就是乱看“画册子”等与课本无关的课外书，上课不用心听讲，在初三复读了五年才考上师范的，他的课堂上哪怕是体育课见到有同学看“画册子”肯定撕掉，他不允许他所经历的学习悲剧在自己的学生身上重演。体育老师的初衷是对的，只是方式有点极端。挨批我不怕，问题是我拿什么赔偿同学的“画册子”呢？他也是借别人的。
挨老师批评，被同学逼债，刚公布的中考成绩又跌出前十名，回家又不敢和在田间忙碌疲惫归来的父母亲明讲，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不想读书了，想回家和他们一起种地。当晚说起这事，父母也只当是我说着玩的。第二天见我真不出门，喝令我去上学，我只得背着书包，走出家门顺着村庄后面的池塘打转。
父亲下地后想起少带一样农具，回家讨的时候看到了我。见我旷课不上学，父亲一怒把我直接推到池塘里，如果不是恰好碰到的邻居又劝又拉，父亲还真给我往池塘更深处赶。母亲闻讯也赶回来让我换了衣服，由父亲陪着去上学。到了学校问明情况，父亲领我到街上买了一本新的《书剑恩仇录》赔给同学，给体育老师敬烟说他管的对，以后就是要对我严加管教……我留在学校继续我的学业。初三毕业班升学考试前，有同学还抱着琼瑶和金庸的小说看得不亦乐乎。想起体育老师的言传身教，我管住了自己，把精力全用在了复习功课上，幸运地考上了高中。
◆上到高中，同学之间很少再传看“画册子”，感觉太“小儿科”。要看也看大部头的原著。拿到“画册子”也不好意思看。只是在寒假里看到根据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复活》改编的“画册子”，认真看了一遍，那或许是我在老家看的最后一本“画册子”。此后不仅在老家难以看到“画册子”的身影。就是我出门辗转各地打工，在工地上也没人再看“画册子”。工友们看的最多的是地摊杂志，那杂志品味肯定不及“画册子”，但看的人多。
来到上海后，我先后从事过建筑小工、物业保安、车间工人等不起眼的活计。我身边的工友、老乡地摊杂志也懒得看，工余时间主要是泡录像厅，后来有网吧到网吧上网。形式高端了，但品味依然难以和“画册子”相比拟。
当然我通过参加自学考试，拿到文凭改变了命运。不会去看录像，也不会到网吧看烂片。会主动去读世界名著，看一些思想品味高端的书籍。有时也会想起在故乡读书的岁月，想起那一本一本看过的“画册子”。偶尔也会在自媒体上看到有人写怀念看“画册子”的文章，或是提到成套三国、水浒的“画册子”具有收藏价值，拍卖值多少钱，但那也只会溅起微小的记忆浪花。
直到我在今年的书展上看到新出的“画册子”和大量的旧“画册子”，给人感觉似乎“画册子”又回暖了。围观的人很多，也有家长带着孩子，指着“画册子”说这是小时看过的课外读物。一位母亲指着《白毛女》“画册子”向几乎有自己高的儿子介绍里面讲述的内容，感觉小朋友像听天书，也许他们对白发魔女更感兴趣。
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画册子”，回到家中我心情自是久久难以平静，就在网上查询关于“画册子”的内容，还真不少，特别是关于“画册子”执笔作画的画者，原来他们中也是高手如林，也有自己的“四大名旦”。只是年少的我看“画册子”从未想起了解作画的那个人是谁，当然也不会有记忆。
“画册子”、小人书、连环画，有位年长的上海同事，告诉我他们小时也看，叫“小式书”。不管叫什么都曾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美好的、糟糕的都是我们的成长经历，而我的人生教育和知识启蒙有一部分是在“画册子”的潜移默化中完成的，必将终身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