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 贾佳

　　2013年，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生事物”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文称：“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上海市松江区自2007年起着手培育家庭农场的创新实践，被作为都市农业探索的典型案例，由此向全国推开。

　　自中央一号文件首提“家庭农场”，十年来，其始终被视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类型之一，“谁来种田”“怎样种田”的问题也被放在粮食生产安全责任的国家战略高度。而松江家庭农场的发展形态，作为中国家庭农场的典型模式之一，也被持续关注了十余年。

　　党的二十大报告依旧强调，“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国内各具特色的案例中，松江模式就犹如一个“万花筒”。随着时间的沉淀和视角的转化，从多个角度“生长”出了自己的答案。

　　这就有助于理解，超大城市郊区究竟如何在做好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促进农民增收，又如何在家庭作业效率和现代农业发展之间找到平衡；也能从中看到，农业的多种功能和乡村的多元价值，在粮食生产中收获了更多的附加值。

　　松江，谁在种田？

　　2007年，当松江的家庭农场设计者将“谁来种田、怎样种田”作为一个机制难题来破解时，这个问题所触及的核心，是要回答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内在活力在哪里。

　　与16年前初创探索时相比，松江种粮农户已从当初的4900户减少到目前的819户。现有数据显示，这819户家庭农场主的平均年龄为48.9岁，比上海本市务农者的平均年龄小10岁。文化程度上，约四分之一的家庭农场主拥有中专及以上学历，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

　　如今的松江家庭农场，很难再让人想起，曾经土地上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模样；而这些家庭农场主所种的田，从各个角度测算下来，均居于国内“高值”。

　　自“十三五”以来，松江的耕地面积连续多年保持小幅增长，截至2022年底，23.25万亩耕地面积中，粮田面积保持在15.17万亩，是名副其实的上海粮食主产区。

　　从基础设施看，自2008年松江就开始实施高标准粮田规模化的持续建设，涉及农田林网、水利灌溉、机耕道、土地平整等，累计投资达5.1亿元，建成的高标准粮田达13.8万亩。高起点的农田基础设施，为水稻机械化、规模化发展打下了关键基础，也为传统农耕向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作好准备。

　　从土壤质量看，由于松江长期注重对耕地土壤的保护，采用耕地地力定点监测的办法跟进土壤质量情况，并推出全国首个耕地质量保险，把监测指标（也就是地力水平）和家庭农场主投保相挂钩。按照土壤指标比对，耕作质量向好的家庭农场主将被给予奖励。新一轮数据显示，松江耕地质量等级从2016年的2.17等，提高到2022年的1.7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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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江种粮的评价标准也“水涨船高”，绿色生态成为近年来产业发展的新标尺。松江粮田的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为44.9克/千克，而上海全市的平均数值为29.6克/千克。土壤改良，说到底是一个综合效应“释放”出的结果。细分来看，过去五年，松江总体面上的化肥施用量从2018年的5840吨下降到2022年底的4771吨，亩均化肥使用纯量减少12.4%，亩均施药减少10.4%；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还田到土壤，利用率达99.2%，而上海平均值为98.5%；全域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9.7%，上海平均值为98%。

　　新标尺之下的松江稻米产业发展成果丰硕。2022年，松江粮食总产量为8.68万吨，亩均产量达572.2公斤，连续四年位居上海第一。在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创建中，荣获“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全国第一，成功创建全国水稻病虫害绿色防范示范县，绿色食品认证率连续三年位居上海第一，地产农产品品牌发展指数连续两年位居上海第一；2021年，被农业农村部授予“全国粮食生产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作为职业的体面

　　土地的生命力，在于循环可持续。松江家庭农场承包经营制度出现以来，土地不断“迭代升级”。正是在回答“谁来种田”这个核心问题的过程中，松江很好地回应了种与养，人与地之间的循环关系问题，诸多成绩加身的土地，成为家庭农场主成就事业的沃土，也成为让他们愿意在松江种田的吸引力之一。

　　调研显示，松江家庭农场主未来继续种粮的意愿高达88.9%，这个数据高出全国17个百分点。

　　种田作为一份职业的体面，是要放置在国际大都市城乡融合的背景下来看的。在城市生活，在田野工作，这是松江年轻一代家庭农场主日渐普遍的一种生活方式。很多家庭农场主因为“优秀”，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收获了上海以及全国劳动模范等诸多荣誉。李春风还作为全国农民代表参加了建国70周年天安门国庆彩车游行。但即便这样，还不够充分说明这份职业的体面。

　　最关键的，还要看收入。

　　16年来，松江的家庭农场从单一的粮食生产型发展为种养结合、机农结合以及三位一体等多种类型。2022年，松江家庭农场的户均收入数据显示，粮食生产型户均年收入为17万元，种养结合型户均年收入为29.42万元，机农结合型户均收入为46.24万元，三位一体型户均收入为59.37万元。而16年前，松江家庭农场的户均年收入仅为4.6万元。

　　与这样的收入水平相对应，松江家庭农场主的经营作业规模一般在120~200亩，根据经营能力的高下，也可适当扩大至400~500亩。经营面积的空间调配，并不在于一味扩大规模，而是兼顾效率与公平，同时，与农民充分就业有机结合。经营面积讲求与当下生产力相适应，家庭农场主们并不需要借助“外力”，仅通过家庭作业，就能够解决和提升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的“三率”问题。

　　稻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又为家庭农场主打开了新的增收潜力。要联动诸多家庭农场主共同做好“松江大米”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破解之道在于发展稻米产业化联合体。目前，松江组建完成14家稻米产业化联合体，签约320户家庭农场主。凡加入联合体的，亩均可实现增收360元，这让家庭农场主增加了抱团闯市场的信心，反过来也让农场主对松江大米追求标准和品质的理解更深刻。

　　他们为什么能种好田？

　　要保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内在活力，归根结底，需要一套激发活力的制度设计。以家庭自耕为特征的“松江模式”，其背后所反映出的，恰恰是由政府全力主导的，能够激发“家庭自耕”活力的政策红利。

　　建立土地流转和家庭农场主的准入、退出制度，是这套制度设计的起点。村里的可承包地统一交由村委会统一流转，流出土地的农民实现非农就业，有志从事水稻生产的农民通过“自愿申请，民主选拔，择优录取”的办法，由本村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方才准予经营。土地流转费以当年度500斤稻谷实物折价计算。年满60周岁的家庭农场主，则自动到龄“退休”。

　　因土地而设的“岗位”，由此被明确。在此基础上，家庭农场主的经营全过程，也会被严格考核。比如，是否按照统一要求进行农业生产的茬口安排，是否按时收种，安全用种用药，场容场貌是否整洁等，都在考核范围之内。如果考核不合格，就会启动“一票否决”的淘汰机制。如此严格的要求之下，家庭农场主的种植情况都被纳入统一台账。乡村振兴的考核指标也因此被细化到位。

　　为了保障家庭农场作为“岗位”的顺利运转，2019年以来，松江相继出台了家庭农场考核奖励、粮食生产环境保护补贴、家庭农场主社保参保补贴操作办法、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优质稻米产业化发展专项奖补、老年农民退地养老保障等近20项政策。

　　这些政策全方位地保障了家庭农场主作为新型农民，其职业的身份和价值。2011年以来，以奖励性和引导性为主的补贴方案，调动了家庭农场主的种粮积极性，也充分引导了保护性生产的发展主线。

　　日臻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成为支持松江家庭农场发展的有力“大后方”。目前，松江发展有与家庭农场主人数近乎1:1的科技人才队伍，来实现水稻产前、产中、产后等全环节保障。这些农业技术人员全年围绕松江家庭农场开展社会化服务。家庭农场主每年被组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享受全程的现场技术指导和跟踪服务。而像农业大数据信息平台建设，农机4S店综合服务管理系统建设、专属农资超市的生产资料全配送等，也从多个侧面说明，松江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品质和水准同样在向现代化接轨。

　　未来新期待

　　很多研究者认同，“松江模式”有别于其他家庭农场的特征之一，在于政府主导。这套政策制度的设计，根植于国际大都市城乡融合的发展进程中，也根植于松江的农情之上，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一套好的制度既要因地制宜，也很难完全被效仿。而时间沉淀下来的价值红利，最终渗透在人与地的交互中，成就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松江大米。

　　新时代，有新发展。有人认为，松江家庭农场承包经营制度正面临着能否继续适应都市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需要的考验。科技赋能稻米产业化发展，松江开始率先探索无人农场作业，更早地开始采用无人机飞防植保；更先进的低温仓储和烘干加工装备，让松江大米品质再上台阶；自主选育的“松早香1号”“松香粳1018”“松香粳1855”等“家族系列”，让松江稻米品种持续具有市场核心竞争力。

　　更多市民从万亩粮田的国家级稻田景区中欣赏松江大米，从大米汽水、叶榭软糕、米茶、米酿、米咖啡等各式文旅产品的全面开发中了解松江大米。

　　回望16年，在松江家庭农场主身上，从未见传统农耕的影子，他们乘着上海都市现代绿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先进意识一路前行；而松江家庭农场作为从小农户走向农业现代化的制度化载体，也呼应着国际化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