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吴宇 文字/刘千荣

　　如今称留在原地过年的人叫“原年人”，我刚来上海那几年，因为从事安保工作，越到春节工作越是紧张忙碌，不能回老家过年，所以早在差不多近三十年前我就多次留在上海过年，成为那时留在魔都过春节的“原年人”……

　　●如今称留在原地过年的人叫“原年人”，我刚来上海那几年，因为从事安保工作，越到春节期间，工作越是紧张忙碌，不能回老家过春节。加上那时年少轻狂，年轻的心只想着在外飘，用父母的话说人“野”得很，认为在哪里过年都是过。所以早在差不多近三十年前我就多次留在上海过年，成为那时留在魔都过春节的“原年人”之一。

　　第一次留在上海过年是1996年的春节，那年我受所在安保公司指派，在汽车城安亭一家汽车配件厂做门卫，与另外8个同事一起过春节，人多非常热闹。记得快过年了，我和山东小何、苏北小胖子一起去了安亭菜市场买了一些过年的米菜油。然后又让先我们而来的四川小柳领着去理发。理完了，才知道那是安亭镇公办的理发店，理发师傅年龄是大了点，但手艺绝对好。

　　小年夜下半夜我值班，天已经阴沉沉的，不久后就开始飘舞零星的雪花。是我打开的厂门，目送厂里的几辆大巴满载着辛苦打工一年的外来工回家过年。听说这个厂里外来工都是从江苏某地招来的，老家住地相对集中，送起来也顺路方便，厂里这方面做的还是很有人情味。车子开出厂门不久后，雪越下越大，不一会就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了。

　　鹅毛般的大雪一直在飘。看看时间已经五点半了，我开始做下班的准备，这时有人在外敲窗户，我忙奔出去看，见一老一少两个女人，打着伞立在雪中。老年妇女操上海口音，问我送民工回老家的厂车可开走了？

　　我说雪没下大之前就开走了。那个年轻的女孩立刻急的直跺脚，说话都带着哭腔：“厂车开走了，又下这么大的雪，我怎么回家过年啊！”老年妇女望着漫天雪花，也无可奈何，说上海有好几年没下过这么大的雪！回不去就在阿拉家过春节好了！随后一老、一少两个身影慢慢消失在漫天雪舞中。我想也是啊，在上海就不过年了？干嘛非要哭着喊着回老家过年啊。

　　大雪下到除夕的上午才渐渐停下来。中午胡乱吃了些东西。下午天放晴，雪开始融化，天一下子冷了许多。我们聚集在门房间等着领班发话好烧年夜饭。谁知道那小子，躺在床上装死，面朝着墙壁也不知睡没睡着，就是不说话。

　　我们也不好意思喊他起来，眼看已经快四点了，领班王大班长还赖在床上一言不发，我与小何就进去喊他请示烧年夜饭的事。王班长这才翻转过身来无精打采地说“鸡也有，鸭也有，你们看着烧就是了！”我说：“那也不能只吃鸡和鸭这两样菜，还是到菜市场买点其他的菜。”王班长说：“厂里发的钱还没分呢，你们去买一点就是了。”

　　看的出，王班长其实心里很难受。我和小何交换了一些眼色笑着说：“你头不去，我们小巴辣子咋好去买呢？再说我们还想吃你烧的上海菜呢！”听我与小何这样说，王班长坐了起来，拿出香烟来，点了一支猛吸了几口，才强打精神问“你们都想吃什么？等会我和小何、吴宇一道去买。”

　　到了菜市场发现买菜的卖菜的都很多，王班长用上海话问买“哈么子”？我说鱼要买，小何也说要买鱼，王班长说“是，年年有鱼嘛!”三个人意见取得一致，就向卖鱼的地方走去。我们挑中了一条大鱼就买了下来。那鱼十好几斤拿在手里特重，我拎着还真吃力，见小何手里也满了便先回去了。王班长继续到商店去买烟与酒。

　　走在回工厂的路上，我就问小何：“班长大人怎么了，大过年的，怎么这副腔调？”小何叹了口气说“他是难过，三十多岁的老光棍，平时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很潇洒的，一到过年就没方向了！你没听说，光棍最怕过年吗？”我赞同的点点头。王班长那种难受的心情，我在三年后也就是1999年的春节才有深刻的体会。

　　人多好干活，不大一会我们的年夜饭菜就烧好，摆满两个拼在一处的办公桌，九名保安团团围坐算是在一起吃了年夜饭。王班长买的是啤酒，说是除夕夜值班不能喝醉了，两个人一瓶，我和小何共喝了一瓶。那个春节是我第一次离开故乡，不在父母亲人身边，而是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一起过年，体味到与同事一起过大年的别样热闹，虽说也见证了王班长的节日落寞，却也充满新鲜感，所以印象深刻。

　　●如果说来上海过的第一个春节，与同事共度不失过节热闹的氛围，那么1998年的春节，我受公司指派，进驻一家工厂上常夜班，一个人过大年则有点凄惨。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别有滋味在心头。

　　记得年前我不止一次把老乡、熟人送上回家过年的列车。但是也有几位志同道合者表示不回家，除夕夜我们相聚一起共度。可不曾想这几位同志经不住思乡的煎熬和归家的诱惑，纷纷“叛变”，逃回家去，体验与家人团聚过年的美好感觉去了。

　　大年三十，工厂已经正式放假，偌大的厂区格外寂静。等值过夜班的我睡完觉已是下午，空对着宿舍四壁，我双眼茫然的看着窗外晴好的太阳。

　　于是儿时过春节的情景便涌上心头。除夕的白天，父母亲会带着我们把房前屋后，家里院外打扫干净。想及此，我不由动起手来，把凌乱的宿舍归整了一下，又把门窗玻璃、桌椅板凳擦洗干净，把地板又重新拖了拖。整个小屋立刻焕然一新，有了那么一点新年的氛围。我的心情也随之改观，心想这一个人难道就不过年了吗？

　　我骑上自行车，以最快的速度奔往还未散市的菜市场，生菜熟食买了几大包。回到住处洗、汰、烧，一阵忙活。这期间有在同一城市，但离着较远的老乡、亲戚打电话邀我过去同吃年夜饭。我非常感激，心中也荡起阵阵暖流，在这异地他乡毕竟有人惦记着我。但我只能在电话中告诉他们，我入夜时还要值班，这么远过去再转回来怕是来不及了。

　　想到夜里值班我没了闲空，就又往家里打了个电话，家人已在吃年夜饭。我在电话里告诉父母亲人，我将和几位同乡一起吃年夜饭，除夕也很热闹，我尽量使语气充满喜悦感，但泪珠还是夺眶而出……那一刻，我突然特别想回家过年了。

　　没有放鞭炮，没有挂红灯笼。关起门来我一个人过年，没有人和我同饮共醉，就着我自己烧出来的饭菜，大年夜我举杯为自己祝福：新春快乐，来年好运，未来的日子里，飘泊也如意！伴着电视里央视春晚王菲与那英对唱《相约一九九八》的歌声，我一个人在异地他乡过了个年，这份特殊让我铭记终生。

　　●1999年那年除夕是个阳光灿烂的晴天，很难得！下了夜班一直睡到中午，我和搭档成功都起来各自弄了点吃的。吃完饭，成功试探着问我，年夜饭还像平时那样各吃各的吗？我说：“怎么会呢？一块烧吃吧！”二十岁不到的成功一听立刻眉飞色舞起来，说这还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在外地过年呢。

　　大概两三点钟的样子，我与成功到共和新路对面的大菜市场，买了鱼、酒之类的东西，回来见天还早就说“我再睡会儿”就又躺下来了。精力充沛的成功则跑到门卫室去看电视。

　　其实我也没睡着，但一躺下却感觉浑身乏力，一种悲怆之情袭上心来，差点没把我击倒。保安公司经营不善，每况日下，到春节还拿不到工资，只拿了几百块钱所谓的过节费，再看看破旧的宿舍，突然格外想家，真想买张票回去，但我知道那也只是想想。

　　眼见太阳偏西，成功早就回到小屋，急得两头转却又不知如何是好。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初来上海在安亭过的第一个春节，年三十下午面对躺在床上不起来王班长的情景，我彻底领会到王班长那时的苍凉心境。

　　自己年可以不过了，小阿弟成功是要过年的。我强打精神坐起来，对成功说：“你淘米烧饭，我起来做菜！”一顿忙活，再和成功谈天说地，回忆起各自童年过年的情景和各自老家过年独特的春节习俗，心情渐渐好转起来。

　　没有电视机，我就把录音机开得震天响。伴着录音机里的歌声，听着炒菜锅嗤嗤的油炸声，闻着菜香，原本寒冷的小屋有了几丝温暖的年味。我和成功摆好菜，相对而坐，就着昏黄的电灯光，一起举起了酒碗（忘了买杯子），多少有点凄凉地把1999年的年夜饭给对付掉而后值班。

　　世纪末最后一个春节过的有点寂寥，好歹有位小阿弟成功陪着过年，可惜成功在次年的早春二月辞职回老家泰兴了。如今应该成家为人夫为人父了吧，是否会和他的家人说起他在上海过的那个不一样的春节呢？

　　●到了新世纪2001年的春节，吸取往年的经验教训，不想一个人过春节的我老早和老乡刘运打招呼去他那过年。大年三十刚吃完午饭，刘运就迫不及待地打我寻呼机问我何时过去。我说不着急的，太阳偏西就出发，反正也不远。

　　刘运上班的地方和我上班的地方隔条马路，但他租房的地方离我却远了点，在北新泾镇的一片私房区内。坐公交没有直达的车，我去过几次都是踏自行车去的，大约半个小时的路程，所以我不是很着急。

　　很开心，年三十是个大晴天，也没刮多大的风。但我出门却遇到一个问题，自行车没骑出几圈感觉后轮没气了。无可奈何的我只得找人修，我推着车子在路上举目一望傻了眼，原来好几家摆摊的都收摊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正在收摊的，摊主看了看我抱歉地说：“我手都洗过了，过年了，不做了！”见我一脸为难失望的样子，又有点不忍心说：“我修车的工具给你用，你自己修吧，也就补个胎，不收你钱。”

　　我自己知道我那双手有多笨，估计修到明年大年初一我都修不好。道完了谢，我推车继续寻找，见前方没有修车的我又推回头，终于在附近一片私房区里的巷子里，看到一位修车的老大爷还在继续摆摊，立刻如见到救星一般，一路小跑着把没气的自行车推到了他的面前。我真怕他也收摊洗手过年了！

　　老大爷也不说话，只默默地把内胎扒下来，我急忙帮着打足气，他靠耳听，凭经验居然没找着漏气的地方，又端来一盆水，放进去整整找了一圈才把漏气的地方找到，补好胎重新装好，拍了拍我的车子说“老凤凰自行车就是结实！”不想他这一拍，把车坐垫给拍得一头低，一头高，翘了起来。

　　老大爷吓了一跳埋怨道：“这个样子，你平日都怎么骑的？”说着从工具箱里拿起扳手，想把坐垫下方的螺丝拧紧，结果一拧才发现螺丝已经没用了，于是扔在地上，从自己的工具箱里挑了个好的拧上去，坐垫终于牢固了。

　　自行车修好，但老人也只收了补胎钱，并没有要螺丝和上螺丝的钱。也许那天是年三十吧，中国人喜欢看在过大年的份上，做出一些义举。

　　到了刘运所住的小区，他已经早早地等在路边，他也不准备自己烧而是和另一位做电脑生意的朋友一起过年。刘运手中拎着几盒买好的熟食，远远看见我就笑着用熟悉的家乡话嚷道“小狗扯谎，你老先生真沉得住气，等你半天才来到，走吧！”

　　“车胎破了，找了半天才找到个修车的，耽误住了！”我忙调转车头和刘运重新上了大马路，强词夺理地说：“我们老家人讲‘早过十五晚过年’，急什么？”“这还早呀，你听听!”刘运指着远方说，凝神静听远方依稀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我也买一点吃的带过去吧？”看到马路对面有一家熟食店还在营业，我对刘运说。

　　“还要穿过马路，别买了，够吃的！”刘运晃了晃手中的几盒菜“要是去你那，我就不买了；去别人那，我必须买一点！”不等刘运说什么，我说了一句“你等我一下”，把自行车放好，穿到马路对面去了。

　　刘运的朋友叫项键，是做IT的，熟称“电脑贩子”，一直给别人打工，最近想独立自己单干，是一个追求上进的苏北汉子。酒足饭饱后，看刘运放了一会鞭炮、烟火，我没敢耽搁时间过长，骑车往回赶，毕竟还要值夜班呢。

　　那次吃年夜饭，我几杯酒下肚，学着在一部小说里看到的段子说啥叫铁哥们？一起扛过枪的，一起同过窗的，还应该加上一条：一起过过年的。如今在上海和刘运、项键见面，我总会说我们一起过过年是铁哥们。

　　与刚刚过去的三年因疫情等原因被迫留在上海过春节不同，我当年留在上海做“原年人”固然有工作离不开的无奈，但更多是自己想留在上海，体验异乡过春节的滋味。回眸那些年在上海过的春节，喜也罢，忧也罢，一起吃年夜饭的那些人，遇到过的那些事，经历过了都是青春记忆，都是我打工人生中难得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