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昌

　　母亲从小教育我，白来白送，黑来有用。我对前半句话不认同。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放学了，班主任吴老师相帮农民拔秧，撸起裤管的一刹那，我们看见了吴老师的小腿，皙白、也清爽，非常惊讶，非常羡慕，白比黑好，最起码入眼，心顺。我就怀疑母亲话的正确性来。还有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到镇上去拷酱油。镇上几个小女孩盯着我们的脸，一边看一边指指点点，那神情含有鄙夷。小伙伴瞪着眼说，又不是猢狲猴子，看什么？小女孩不示弱，看着酱油瓶说，面孔像酱油了，还拷什么酱油。小伙伴火了，抡起拳头就想揍人。我们几个人扑上去摁住了拳头，架没有打成，但心里感觉自己低人一等，心情低落到极点。是的，我们的脸是黑的，但不是自己要黑的，另外这脸黑在自己的脸上，不是黑在别人的脸上。能拿这酱油来比吗？

　　其实，对于黑的不称心，我是从堂哥那里就感受到难过与气愤的。堂哥二十二岁了，长得人高马大，到了相亲年龄，相亲的姑娘说个子、手脚、力气、脾气都很好，就是那张脸实在太黑了。姑娘问：能不能白点呀？堂哥为了自己的脸白点，晚上洗澡后就偷偷地搽起了雪花膏。他母亲发现后告诉他，这是给妹妹用的，男人不用搽。堂哥不听，继续搽，搽了几个月，脸没有搽白，却得了个搽雪花膏的绰号，干活派工有人干脆不叫他名字，说搽雪花膏的来了。堂哥怒火中烧，从此不搽雪花膏了，继续黑着脸，他说今后相对象自己去相，去相个脸也是墨墨黑的姑娘，这叫乌龟配王八：对眼。我给堂哥那个强硬的态度翘起了大拇指，因为我的脸现在也是黑的，以后也要凭这张脸去相对象的。堂哥现在的结局，一定是我将来的结果，逃不掉。

　　但黑的姑娘没有这方面的担心，她们照样嫁得出去。我看见与我一道拔秧、插秧的姑娘，一个个地嫁到湾张村、周陆村去了，心里着急，担心自己将来没有姑娘可以成为自己的爱人，但我无能为力，这些姑娘的婆家都是“光荣之家”，他们的丈夫都是现役军人，都在保卫国家。我算什么？这些姑娘回到娘家看娘亲，我们看见了她们的脸，她们好像变白了，变得嫩生了。我问爷爷为什么海边村人的脸都是黑的，为什么只隔一条排河的草庵村人的脸是白的，他们也是吹海风的呀？爷爷告诉我，我们是晒盐的，脚下是盐碱地，吃的水也是咸的，是上下、左右夹击，不黑才叫见怪了。爷爷的话实事求是，但给我的启发却是相反的，我从此认定：生在海边村就是投胎投错了地方，投错地方就要等下辈子红脚桶再翻身，但下辈子到底有吗？

　　我们的脸到底有多黑？村上人说，你看见河里面罱起来的河泥吗？你看见了家里镬子底的黑灰吗？你看见一只在屋里走来荡去的大黑猫吗？你看见了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脸黑到什么样子。我的南汇表妹来了，表妹真白，像一片白纸，我站在表妹身旁就像面粉边上的黑芝麻，黑白分明。但表妹喂猪，猪食盆拿不动；烧饭了，叫她烧火去，表妹说，蚊子太多了；吃晚饭了，八仙桌扛一只角也说手要断了。母亲说你表妹轻松活儿干不了，就是白来白送。我说表妹是居民户，吃粮吃菜都是从店里买的，不需要力气的。母亲不反驳，干脆说这是牛吃稻柴鸭吃谷，生来的福气。表妹却安慰我，哥哥，你再黑也是我哥哥，我爱哥哥的呀！听后面孔像涂了一层白石灰，脸烫得火辣，心里就默念起了小学里学的课文，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幸福。

　　不过后来我也白了，我到上海读书去了，半年后回老家，母亲见着了我，满脸欢喜，第一句话就是儿子也白了。一年后我回来，母亲大惊，儿子白多了，嫩多了。为了让我继续白下去，母亲规定我不可出大门，不可在太阳下走路。母亲每晚很忙，我几次看到母亲找来的妇人，隔着门缝在偷看我。母亲让媒婆给我介绍对象了。母亲说，趁白了一点的时候，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母亲给我说的对象是胡家的妹子，我说不要。我要找镇上那次笑话我们黑得像酱油的姑娘。回到学校，同学们说高明昌黑了，我就有点悲观失望了，我告诉同学晒黑我的不是阳光，而是海风，而海风无处不在。我怨恨海风。可是到了大热天，我们还希望海风大些，吹在脸上风凉。那个时候，就觉得母亲说的“针尖儿不能两头快”的比喻符合事实，就看你用哪头了！

　　村里来了两个插队的小年青，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他们的脸孔雪白雪白，海边村男人们夸张地说，这脸孔能生吃。我们一起耘稻去了，半天弯腰，半天朝天，他们的脸晒得通红，红到脖子根。母亲说，过几天要蜕皮的，晚上洗脸千万别用毛巾擦。但第二天出来耘稻时，我看见他们的脸已经蜕皮了。蜕皮要蜕三四次，蜕皮的结果是脸越来越黑，黑到一定程度时，这脸就不会蜕皮了。后来知道，这些都是多余的担心，他们的脸还没有晒成和我们一样的黑，他们就恋爱了，出门时十指相扣的，一年后就结婚了，脸再黑也不影响家庭生活。可是我呢？还有我的伙伴们呢。母亲说，不可太急的，等到大家不种田了，大家就一起白了。可是农民不种田，吃什么呢？天上从不掉馅饼，米粒、麦粒，它们哪一样会自动掉进镬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