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幸运儿，1949年3月16日，在上海解放的前夕呱呱落地。从此，我和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

　　一滴水也能影射出太阳的光辉。从我的成长过程折射出新中国70年的风风雨雨，从贫穷落后的旧中国逐步走向繁荣昌盛的新中国。我的命运和新中国发展息息相关，身临其境，耳闻目睹。

　　我长在农村,八岁开始就边上学边割草喂牛，是个典型的放牛娃。

　　1966年5月，我在奉贤县曙光中学上学。毕业后响应号召回到了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1969年初，毛主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上海各大医院的专家教授组成医疗队，到农村为缺医少药农民看病。

　　大队党支部书记觉得这些医生总有一天会回上海，应该培养自己的“土医生”。于是，我幸运的被点名跟上海仁济医院心内科主任欧阳仁荣教授学医，成为一名“赤脚医生”，当时也确实学到了不少医疗基本知识。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有位姜姓老大爷，患了多年的开创性烂脚疮，附近数家医院和“土郎中”都治不好。欧阳老师让我给这位老大爷用复方奎宁针剂(专治疟疾的针剂)打封闭针试试看。没有想到奇迹出现了，三天后疮面结痂，一个月后脱落长出了新肉，多年的老烂脚彻底痊愈(疮节中有寄生虫，被复方奎宁杀死了)。姜老大爷为此送了一面锦旗致谢，我内心感到了十分自豪，能为贫下中农治好病痛感到无上光荣。

　　1969年,作为一名热血青年，我毅然报名参军，1969年12月19日，奉贤县197名青年穿着新军装，来到西北边疆，在新疆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维吾尔族和静县7971部队，当上了一名边防军战士。

　　在熬过零下30度冰天雪地脱胎换骨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在团后勤处运输队当卫生员。作为新兵，刚入伍一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评为“五好战士”，在上海兵中属佼佼者。

　　其实我在担任连队卫生员后，驻地群众知道我是上海来的“赤脚医生”，纷纷找我看病，当地一位维吾尔族大叔司马义·艾买提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我用上海带来的针灸和艾蓬给他针灸治疗，花了三个月时间基本治愈了，他竖起大拇指说解放军“亚克西!”平时为连队指战员看病送药不辞辛苦，很快赢得了大家的赞誉，所以又是五好战士又入党。五年多的军旅生涯养成了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不怕艰难困苦，能独立思考，独立生活的好作风、好传统，终身受益。

　　作为老三届高中生，在部队里也算有文化的战士，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的命运。1973年8月新疆军区后勤部派工作组来我们运输队蹲点调研，结束时要写一份总结报告，连队文书生病住院，指导员让我起草总结报告，我晚上加班加点到凌晨，写成了3000多字的总结报告，工作组领导看了以后只改了两个字，就通过了，没想到该文稿转发新疆军区各部队。“一稿成名”，不久我被先后借调团政治处和师政治部搞新闻报道和文艺创作。其间被新疆日报和新疆军区前线报录用了多篇文章，小有名气。遗憾的是，由于母亲患有严重神经官能症，思子心切，多次拍电报望我退伍，我只好放弃了在部队发展的良机，于1975年4月退伍回家。

　　退伍后分在奉贤县文化馆工作，不到半年就调奉贤县文教局任党委秘书。以后，先后在上海技术师院院长办公室，奉贤县县委办公室，奉贤区人大办公室工作。从秘书到办公室主任，长期从事秘书文字工作，其间曾有六年时间任镇党委副书记和书记。

　　七十年风风雨雨，七十年翻天覆地，七十年日新月异，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从放牛娃到担任领导职务，一路走来，见证了共和国的巨大变化，我深深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内心深处幸福地感到我们这代人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年代。

　　我们是翻身当家做主的一代人，经历了艰苦奋斗过难关的岁月，奋力拼搏积极参与建设的历史进程，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新时代，酸甜苦辣都品尝过的一代人。衷心祝愿伟大祖国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下越来越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