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艾石峻 文字：刘千荣
情事
倾诉与聆听，都市与乡村的情感故事。请勿对号入座。（图文无关）
转眼间，在魔都上海，我已经过了三十个腊月。那湿冷的天气处处透着城市气息，与乡村腊月迥然有别的氛围，我渐渐已经习惯了。每到年末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夜深人静在睡梦中，时常会怀念童年在故乡的腊月。
◆根据路遥名著《平凡的世界》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中，懂事的小兰香读小学时拾粪的场景让我看着非常亲切，因为童年的我也干过这个活。与其说我有自觉性，不如说那时更多的是模仿，见大人们或是年长的人干啥，便也模仿着去干啥，特别是当有“导师”引路时积极性更高。
我不怕苦、不怕脏、不怕冻，甘愿在冷呵呵的冬天出去拾粪是因为有人愿意带着我从事这项爱干净的人不愿干的活计。那位拾粪的带头大哥倒也是一表人才，无论身高，还是长相，绝对是帅哥级别的。只怪他那不识字的父母给他取了个“老苕”的乳名，让人误以为他很傻似的，熟悉的人都这样喊他，不苕也苕了。尽管他的父母后来把他的学名唤作“大明”意思特别聪明，但为时已晚，没能起到以正视听纠正偏差的效用，似乎他就是个苕子。以至于成家时娶了个智力有所欠缺，神经也有点不大正常的老婆，在别人看来他们这场婚姻也算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其实还真是委屈老苕了。
老苕不苕，这个我比谁都清楚。老苕拾粪喜欢带上我，他啥打扮，我也是啥打扮。一顶破棉帽，一件旧棉袄，为了防风，我们又用稻草绳系在腰上，典型的黑白电影中乡下农民的打扮。他有专门拾粪的粪锄，我家没有，用一把轻便的铁锹代替。开始在村庄里捡拾猪粪，也就是类似于电视剧中演绎的兰香和发小抢拾猪粪的那种情形。
猪粪毕竟有限，而且那些上了年纪的老爷爷们，早晨起得比我们早，下手也比我们快。因此老苕领着我走向更加广阔的田野，走向田埂，走向河畔，到草丛里，到稻茬地里。那里猪粪不多，更多的是人见人厌的臭狗屎。老苕的观点认为狗屎比猪粪更肥，下到农田里更能滋养庄稼。
于是满田埂，包括稻茬田里寻狗粪，发现了如获至宝，那份惊喜溢于言表。后来我在城市里看到那些拾荒人，也就是捡垃圾的大爷大婶，满垃圾桶里翻找他们认为可以卖钱的垃圾，那份执着、认真、亢奋，以及找到后的欣喜，我特能理解，因为我当年拾粪的状态、心情，与之相似，也就是我童年时曾经历过这种历经千辛万苦终有所获的历程与深刻体验。
◆我的老家是丘陵地带，不存在砍柴一说。田野里田埂上小河边一人高的野草比较多，秋冬时节有干枯的野草可砍，但那是生产队的，由大人们来完成。我确实跟随老苕等人干过割稻茬的活，稻子割去后稻茬到了冬季经风吹霜打后由黄变白，早已枯朽，很容易贴着根割倒，然后用篮子装回家去，可以当草烧。但那玩意实在不经烧，看似一大堆，没几顿饭就给烧光了。当然就没了再去割的兴趣。
这年冬天我和小伙伴们看中了公路边两排高大的白杨树，那是公家的财物无人看管，当然也不是说可以随便就给砍伐了，就算白送让我们砍，我们也没有揽这“瓷器活”的金刚钻。我们是相中白杨树上那些稠密而又粗大的秃树枝，用今天的话说我们是抢了绿化工的饭碗，干的是修树枝的活。不过我们没有今天绿化工的那一套先进装备，上不了树，自然无法用锯子去锯树枝，但我们有土办法。
找一根足够长也足够粗的大竹竿，再拿出家里割麦子用的镰刀。用绳子把镰刀紧紧地绑在竹竿稍上，打造成我们所说的“钩镰枪”。
冬天白杨树树枝非常脆，细的树枝我们用镰刀直接割下来，而特别粗的镰刀其实割不动，是我们用力掰断后掉下来的。那咔吧的一声脆响，在当时忙碌的我们听起来绝对是天籁之音。路过的大人会停下脚步，抬头看看树，又看看满头汗水的我们，总不会忘记叮嘱一声小心别让树枝砸到了。
自发的力量是巨大的，自愿忙碌更是有无穷动力，我和小伙伴的潜能被开发出来能量非常惊人。半天下来，那路二面白杨树上的斜枝都被我们放到路边。而白杨树则更见挺拔了。后来上初中学习茅盾先生的散文名篇《白杨礼赞》我的感悟格外深刻，我曾为白杨树修理过斜枝，可能手法有些简单粗暴，甚至有可能带下一点树皮，误伤到了一部分粗壮的白杨树，但客观上确实在帮助白杨树增高、长粗，变得更加挺拔。
树枝太庞杂，我和小伙伴们是用绳子简单地捆扎了一下，然后拖回距离不算远的自家院子里。应该来回跑了好几趟。累得小脸通红，头上直冒热气。由树枝变成烧火的干柴，父亲还是作为一项重要的活计来认真对待的，他特地抽出时间，戴上手套用斧头把树枝剁得差不多长短，按粗细比例打成一捆一捆后，堆放在雨雪淋不到的地方，变成了大人口中的“柴禾”。经过风吹日晒后可以用来烧锅，比稻草、麦秸、棉柴、麻秆的功效要强之百倍。
如今走在城市的马路上，二面都是高大的树木。也经常可以看到绿化工人，乘着梯子，爬上树梢，用剪刀和锯子等工具修理树枝。剪下来的树枝，堆放在路边，又被工人拖走。我就会想起童年曾经干过的，用长竹竿绑镰刀钩落树枝的活。那种满满的获得感至今难忘。
◆如果说修理树枝的活计如今还能经常看见，我童年干下的另外一个活，挖树根现在就见不到了。
树枝毕竟有限，加之分田到户时把树也分了，农民们把分给自己家的树用木锯放倒拉回家后，公路边只留下一个一个大小各异的树根。
次年冬天的腊月，当我们还想故伎重演搬树枝时才发现，树已经不存在了，哪里还有树枝？失落之余我们相中了树根，这回我们换了工具，拿上铁锹、䦆头与斧头开始挖树根。
搬树枝的工作是可持续再生产，客观上帮助白杨更好地生长。大人们把树放倒那是有意无意在破坏绿化，比我们做得绝。不过我们挖树根，似乎比大人们又更加“狠毒”，真正做到斩草除根了。当然也是一种不破不立，因为我们挖下的坑，次年开春被植入新的树苗，直到长成参天大树。
与用“钩镰枪”搬树枝不同，挖树根使不得半点巧劲，必须实打实地出力干活。先要把树根周边包括下面的土用锹或䦆掏尽，用斧头把伸出去的每条根系斩断，上面的土好挖，越到根部越难掏，因为有劲使不上。一个树根折腾了老半天，左摇右晃的它就不离开那个被我们挖出来的坑。有点像我们嘴里要换的牙，摇摇晃晃一时半会儿，就是掉不下来。
用力掀起树根来，发现还有一条粗根系直插入泥土深处，于是再挖土清除障碍再用斧头砍。一个人能力有限，需要叫一个帮手过来掀起树根，然后抡起斧头才能用上力，终于把那难对付的树根给彻底搬离了树坑。
树根挖到家后，剩下的活儿依然是父亲的，他要把树根劈成一瓣一瓣，摆好放于太阳下晒干才能放进厨房当柴烧。树根比树枝还要耐烧，烧火的效果会更好。在无烟煤还没下乡，进入寻常百姓家之前，树根是农村顶级的烧火燃料。尽管如此，父亲在劈树根的时候，仍然会手下留情保留一个大的树根放在那，供除夕夜守岁跨年烤火用，取红红火火之意。离开故乡后，我已经多年不曾在故乡过春节了，不知道儿时故乡，燃烧树根，烤火守岁的习俗是否依然存在。
◆由于不间断的治理，上海这座城市大小河流的水变得清澈起来，于是岸上钓鱼的人日渐增多。不仅白天能看到钓鱼的“姜太公”们，晚上挑灯钓鱼的也不在少数。我没有钓鱼的闲情雅趣，却有过看人摸鱼、抓鱼的经历，特别是在我童年的时候。
与前面提到的拾粪、挖树根不同，下水摸鱼的这个活我只是个配角，甚至是连配角都算不上，充其量也只是个跟在后面看热闹的“小跟班”。那时的农村许多沟塘是公家的，就像我们搬树枝的那些树一样无人看管。
堂弟的姨哥会在将要过年的腊月里，骑自行车跑上四十里路来到堂弟家。带着一套装备前来摸鱼，也许他们也遵循“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江湖规则，不在附近沟塘里摸鱼，而是走得很远。姨哥通常一共来两个人，再叫上已经成人的大堂哥三人一起去摸鱼。
我和同龄的堂弟相跟着帮忙拿一下鱼篓等工具，等他们穿上一身专门用来下水摸鱼防水服——皮衩下水后，我们帮忙照看沟岸边的东西。那身黑色皮衩很厚，套上人体后只露一个脑袋出来。无论是往身上穿，还是脱下来都非常费劲，需要别人配合才行。有点像医护人员穿戴病毒防护服一样费劲。
摸鱼肯定是技术活，他们带的有鱼叉等专业工具。下到一个新的水沟里，先用鱼叉拍打安静的水面，激荡起很高的水花。原本不大的池塘经他们三人来回这么一闹腾，那些躲在水里深藏不露的鱼儿们渐渐沉不住气，开始着急忙慌地跃出水面，于是浑水摸鱼的好戏开始上演。
童年时的好奇心就是强烈，一个村庄跟着一个村庄地跑，也不嫌冷，痴迷地看几位哥哥在水里摸鱼，抓住了鱼塞入背在背上的鱼篓里，不时用嘴在冻得通红的手上哈气。真正有收获的是他们。待到夕阳下山时，相跟着满载而归。尽管自己不曾动手，但为亲人的收获而高兴也是童年一大乐事。
在故乡，童年时的腊月我很忙，也许只是对乡村长辈的学习和模仿，无形中却养成了我日后吃苦耐劳的品性。岁末年初，我格外怀念那时腊月的充实和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