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兴则乡村兴，人才强则乡村强。近日，由上海市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办，东方城乡报社、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学术交流活动暨第七期“乡村振兴·书记论剑”举行。活动以“乡村CEO：乡村人才振兴的新路径”为主题，旨在倾听前沿声音，聚集政、产、学、研各界智慧，为乡村人才振兴的探索与实践作出积极贡献。

　　专家韬略

　　张照新：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张照新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二级研究员

　　过去有个说法叫“跳出三农看三农”，意思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在“三农”之外。在我看来，农村改革，一方面需要从城乡发展全局的视角看待“三农”发展，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另一方面是完善乡村发展制度基础，主要表现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

　　从城乡发展全局的视角看待“三农”发展，城乡分割体制是农业农村发展滞后的重要制度根源，城市与农村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成为两种待遇不同的群体。因此，城乡融合发展是解决城乡分割体制问题的关键，是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保障，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要求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

　　乡村全面振兴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就是农民进城的过程，农民进城，为农村创造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和规模化经营机会。农民进城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新型工业化则是推动乡村发展的现代要素支撑，农村现代化本质上也是农村的工业化。

　　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意味着城市与农村的政策要协调一致，相向而行，互促共进；城市管理体制与农村改革要协调，构建起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产业发展政策与乡村产业体系构建政策要协同。

　　《决定》还提出，要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本世纪初，城乡间的要素流动更多强调的是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劳动力、土地要素流向城市。新时代，农村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县域作为城乡联系最紧密的地区，最有条件率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提升县城的综合承载能力和治理能力。即统筹县域产业、公共服务、基本农田、村落分布等空间布局，推动县城、镇、村产业联动；构建以县城为枢纽、以小城镇为节点的县域经济体系，破除城乡界限，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支持大中城市疏解产业向县域延伸，推动形成“一县一业”发展格局；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建设成为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梯度配置县乡村公共资源，发展城乡学校共同体、紧密型医疗卫生共同体、养老服务联合体，实现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

　　从完善乡村发展制度基础的角度来看，小农户仍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面。面对现代产业链，小农户难以适应现代产业链供应链的要求，在价值分配中弱势地位更加凸显。

　　为了把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必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有序推进二轮土地延包，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深化“三权”分置改革；发展家庭农场、合作社等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经营体系，促进农民合作经营，推动新型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让农户生产的产品能够顺畅地进入后续的加工、流通环节，构建包含农户在内的高效协同供应链；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现代产业组织体系，健全各产业环节，强化利益分配、风险管理等环节协同协作机制；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

　　农村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市场竞争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淘汰的过程，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尤为必要，必须坚持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优化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发展农业补贴政策、政策性农业保险等多层次农业保险；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加快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推动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在主产区利益补偿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武晋：集体经济领跑乡村经济

　　人才振兴引领乡村振兴

　　武晋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当前，农业与农村正处于深刻的转型中，乡村一二三产业小复合、城乡一二三产业大融合的农村产业格局加速形成，这些都对乡村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方面，脱贫攻坚战略实施以来，各地区形成和沉淀了大量的农业、产业资产。扶贫资产管理作为持续发挥项目效益、巩固脱贫质量的重要抓手，亟待寻找突破口，在确保安全运营、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乡村经营性人才是必需的。

　　另一方面，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要保障，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队伍建设，支持和引导各类人才服务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尤为必要。

　　与此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农业领域新旧生产要素的加速碰撞，农业产业从单纯的生产功能向生态、生活、文化、教育等多元功能拓展，为产业经营管理人才提供了广阔的作用空间，活动策划、产品营销、品牌包装、旅游服务等业务均需农村职业经理人提供智力支撑。

　　此外，城市化推进数十载，以县域为载体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顺应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生演进规律，也昭示了中国城乡关系格局向融合发展的趋势。在此过程中，乡村价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种趋势下，各类资源要素涌入乡村，人才逆城市化回流具备了实质牵引力。

　　因此，出于欠发达地区扶贫资产盘活需要、全国各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需要、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要、政府促进小农对接市场的需要等，乡村CEO应运而生。

　　所谓“乡村CEO”，即乡村职业经理人，是乡村实用性人才队伍中的“白领”，受聘于村集体经济组织独资或控股的企业、村（社区）党组织领办的合作社，主要负责经营管理村集体资产、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广泛带动农民增收。它是各地地方政府在探索人才振兴引领乡村振兴创新模式过程中人为建构的一个新兴职业。

　　乡村CEO是一个新兴的概念，但乡村CEO这类人才早已有之。

　　早在2014年广东东莞进行农村集体经济改革时，政府就拟选一批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为试点，招募农村职业经理人运营管理村集体经济。到2020年11月份，全国公开选聘职业经理人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已达500多个。

　　乡村CEO的工作内容主要为根植于县域，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经营地域特色鲜明、创新创业活跃、业态类型丰富、利益联结紧密的产业，提升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

　　因其肩负制订规划、盘活资产、培育产业、开拓市场、运营策划、孵化人才、带动增收等工作职责，故而需要具备农业产业规划、对接政府与市场、公司财务运作、产品营销、有效管理农村资产和产业、团队领导等基本能力。

　　可以说，乡村CEO是撬动资源、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必须抓住的“牛鼻子”。

　　以云南为例，2021年11月份起，云南省将乡村CEO“选、育、用、留”政策进行示范实践，在首批乡村CEO上岗一年后，团队对46位乡村CEO做了不完全统计，结果显示2022年度其带动村集体经济年均增收额高达60万元。

　　乡村CEO实践是落实“千万工程”经验，促进人才振兴，实现农业多元价值和乡村多重功能的重要抓手。乡村CEO人才市场活力的激发，需要以切实的政策举措，增强嵌入保障和畅通融入渠道。一方面，要进行制度创新以及形成制度合力，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统筹推动，组织部门进行人才引进及培养，人社部门进行职业技能鉴定和规范社保，财政和金融机构提供项目在内的各类资金支持，统筹力量解决“谁来兴村”问题；另一方面，要针对乡村CEO与村“两委”组织因作用空间的抵牾而难以融入村庄、协调事务，允许乡村CEO兼任村“两委”职位，向优秀者提供更多机会，通过组织吸纳的方式提高乡村CEO身份的兼容性。

　　需要注意的是，乡村CEO必须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农民是决策主体、建设主体、受益主体和运营主体。需要有新的乡村资产运营和管理的组织机制，村级以工代赈为主体的乡村建设机制，乡村CEO为主体的经营机制，集体与农户、外部资本与农户的利益分配机制，从而确保投资要让乡村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