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正在读《晋汾遗踪》。顾名思义，这是一本探求晋汾地区历史踪迹的书，它的副标题更是开宗明义：民国山西游记。题中之义，一是时间上仅限于民国，二是内容必须反映山西，三是体例限于游记。这册书是领衔的编纂者张元卿先生送的，他还在书的扉页签了名，使这本书更有收藏的意义，只是他很客气地用了“指教”两字，让我受宠若惊，这是我收受不起的。

　　张元卿先生出生在山西，一直在研究清代民国诗史和民国通俗小说。民国文化的挖掘、整理占据了他学术研究的大部分时间。他是我从未谋面的文友，有一个晚上，我俩的共同朋友卫龙先生对我说：“给你介绍一个好朋友，你们一定有共同语言的。”就这样，我与元卿互加了微信，就算认识了。

　　元卿给我寄来《晋汾遗踪》时，一起寄来的还有这套“民国分省游记丛书”另外四本已经出版的分册，分别是《海上行旅》、《长安道上》、《古都行脚》和《江海揽胜》。选择先读《晋汾遗踪》，一来是元卿主编的，二来几年前去了山西。记得那是2011年，我们从大同一路悠哉游哉到太原后返沪。这次旅程很有收获，除了吃了六天里居然不重复的面条，还有比较充分的时间游了云冈石窟、五台山、晋祠等山西出了名的“地上文物”，这些古迹，也正是元卿选编的前三辑，让我有重游的感觉。当时，由于时间仓促，我们没有继续向南，本以为晋南地区可看的历史遗迹不会多，读了《晋汾遗踪》的第四辑，有了些许后悔。不过，这样也好，我就有再游山西的理由了。

　　元卿先生在前言和后记里都没有特别说明选择游记时对作者的考虑，晋汾地区历史积淀下来丰富的“地上文物”，民国时期虽然不长，但出了一批纯粹的文人墨客的，比如朱自清、沈从文、张恨水、鲁迅、胡适、梁实秋等等，应该说，选择的余地不小的。但是，翻开书页，在编者选定的17篇游记作者中，除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两篇，其余15篇的作者中，写晋南的张珪权和希明是行伍出身，吴少成和阿芸生平不详，另外11人不是山西的议员就是与教育搭上界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又是知名的建筑师，这也就决定了所选的游记更多是考据多于议论。陈垣教授的《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通篇直接引用就有18处之多，仅结尾处为了证明“清人题咏甚多”，大段引用了雍正时期的《朔平志》中的9人题词计700多字，这些直接引用，占了文章的很多笔墨，作者的有限思想只是碎片化穿插在字里行间，但对于后人了解石窟寺，给予了很多难以查阅的考据支持。17篇游记大都这一特点，这也许就是元卿先生领衔的编者的求实风格吧。

　　所谓游记，是对旅行进行记录的一种文体，现在也多指记录游览经历的文章，游记有带议论色彩的，有带科学色彩的，有带抒情色彩的。相比于文人游记洒脱肆意，教育者和议员们的文字表达就明显严谨，大段大段的记录，几乎没有文人惯用的浪漫抒情和华丽辞藻。张珪权“由灵石至霍县”，经过韩侯岭，在他的《晋南旅行记》里是这样记录这一路的：“韩侯岭，亦名为韩信岭，上有韩信庙，距仁义镇四十里，为南北通衢，最为险阻，可谓兵事上最要地点。韩侯岭峭壁悬崖，屹立千仞，满山石块，均现于外，惜无人开采。”同样，我一的《晋祠游记》，通篇亦步亦趋，白描着祠里亭台殿堂，他写到入景清门，“有殿三间，后轩额题‘水镜台’三字。更进为金人台，就院之正中，筑台成平方形，纵横约各二丈，即古之莲华台，民国六年重修”，叙述平缓，用词端正。

　　因为是游记，很多是以时间来记录。蒋维乔在民国政府教育部秘书长任上的“纪元七年九月，奉教育部命，视察山西学务”，写就的《五台山游记》，就是“以九月二十一日首途，十月十三日返京”的时间，从“九月二十一日，晴。晨八时半，乘京汉车赴石家庄”开始记载，每日一段，详略得当，至“十月六日晨，六时半起。八时，寺中方丈备斋送行”，当天的记录里，九时后、十二时、一时后、三时后、六时半等时间的精确交代，详写了他从显通寺“乘驾窝赴浑源”的路途坎坷、气温变化、古迹寺庙和自己的身体感觉，并以“自此以下，归入恒山游记”作结尾。吴少成的《恒山游记》、关颖人的《恒岳游记》、邸毓灵的《同蒲路原平宁武段视察记》、坎侯的《太原通讯》、张珪权的《晋南旅行记》等6篇文章都是这样的写作方式。

　　对如我这样的大部分阅读者而言，尤为关注梁思成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和林徽因、梁思成共同署名的《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这应该也是编者所注意到的，在前言里，编者也用了较多的笔墨说到他们，引用了林徽因的《山西通信》里的三大段十分优美细腻的文字，并评价“林徽因看到的是山西最美的一面，或者说她能领略平凡山西之至美”，但我一直纳闷，在琢磨元卿先生与编者们出于怎样的考虑，没有把这篇文章选入。或许是文风与其他入选作品迥异而忍痛割爱，或许是编者们感觉“可民国山西毕竟不都是那样”，我宁愿相信为前者。编者在后记里也说到，“三校定稿前，责编建议对林徽因那篇作些删节，目的是使整个选本在风格上力求大同。”但是我想，从编者的立场，应该还一篇文章的全面是对作者的重视，是对历史的负责，让读者能够从文字里既了解到他们对这些古建筑的认识，又能透过文字，感知他们当时的心路历程，而不是一堆之乎者也的史料和干巴巴的行踪记录。

　　元卿，您怎么看？

　　晋汾是中国“地上文物”最丰富的地区，要通过这本区区300多页的选编全部反映出来是不可能的。甚至，我以为还是有挂一漏万的遗憾。那年，我从大同到太原，沿途还游览了悬空寺、平遥古城、应县木塔、乔家大院，除了应县木塔仅在吴少成的《恒山游记》里一笔带过，像悬空寺和平遥古城就没有一丁点儿的文字，更不要说有专门的文章入选了。我感觉应该有游记可寻，特别是确立应县木塔地位的梁思成，他1933年第一次面对木塔时，用了Overwbelmlng这个词，“好到令人叫绝，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他给林徽因这样描述：“塔身之大，实在惊人，每面开三间，八面完全同样。我的第一个感触，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你要几体投地的倾倒！”

　　他同时感叹：“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

　　这个也许就是做选本的难度所在，写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兴之所至、喜悲褒贬、洋洋洒洒，做选编就不一样了，时间、风格、体裁、题材，都要顾及，更要命的是，有些选题在里面，就是没有合适的文章，可谓“巧妇难做无米之炊”，我想，没有平遥、悬空寺的游记入选，也许也有这方面的缘由。我没有为此与元卿探讨过，仅是凭我对民国时期作家和学者有限的认识臆想的。我一直认为，做选本确实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使，既要有充足的“料”，又要有全覆盖的“面”，方能做成一桌符合方方面面胃口的“满汉全席”，更何况，读者是众口难调的。

　　元卿在后记里感叹“江山留胜迹，吾辈复登临”，这首唐代大诗人孟浩然的《与诸子登岘山》很能表达出读罢《晋汾遗踪》、抚古思今的感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一切古建筑的终将离我们而去，修缮和保护只是留下念想，真迹总会随岁月隐没于风尘，这是唯物主义史观。但好在我们有文字、音像在，有元卿这样有责任感的研究者和编纂者在，可以让很多的故事和风物不至于沉沦殆尽。这是他们的功德，后来人的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