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养，古今中外的贤明志士都有诸多真知灼见。尤其是周恩来同志的《我的修养要则》最为通俗具体，给人启迪，值得学习。

　　1943年3月，正是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为了全面开展延安整风运动，不断提升党的领导能力而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红岩村为自己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深思这些要则，不仅能真切感受到共产党人善于学习，严于修身的自律与向群众学习，接受群众监督的他律有机统一的修养境界，而且也能深刻认识到这些要则对于保持党的纯洁性而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意义。然而，剖析党内的一些腐败现象之内在原因，无一不是以淡化修养为根源。他们身为党员却忘记了入党的初心，身为干部却忘记了公仆的责任，身为公民却忘记了人格的品德。更严重的是他们不是崇尚“吾日三省吾身”的自我修身和人格完善，而是推崇低级趣味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观。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不是以公仆之心深入基层向群众学习，受群众监督，而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无视他律而在腐败的泥坑里自我放任愈陷愈深。

　　事实上，修养既是人格、德性、境界三者高度凝聚的立身之本，更是为政之道和治国之基。对于公民个体而言，若是缺乏修养，则必然导致个人私欲的膨胀和行为的涣散，并由此影响社会秩序和规范的正常运行。可见，无论是古代的儒家经典和近代蔡元培先生的《中国人的修养》，其共同的思想就是引导和培育公民和民族的修养，从而以升华社会文明、改良社会现象、塑造社会道德和优化社会秩序。而对于一个组织和政党来说，缺乏修养则必然会丧失其凝聚力和号召力。这也正是我党自诞生以来始终把党员的修养作为党性锻炼和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意义所在。

　　习近平同志曾强调：“道不可坐论，德不可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于人们的自觉行动。”倘若我们人人都能以周恩来同志为楷模，都能以习近平同志强调的“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三严三实”为标准，实实在在地在修养上“知行合一”，那么我们党的政治生态必然会生机盎然，我们的社会风气也必然和谐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