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过年了。走在小镇的街上，看到不少商家挂着灯笼、结着彩带、贴着福字，一副装扮，甚是喜庆。小镇上的人们，也是穿着鲜亮，三三两两，有说有笑，走东串西，采购起丰盈的年货，脸上洋溢着一年丰收的喜悦。

　　情事

　　倾诉与聆听，都市与乡村的情感故事。请勿对号入座。（图文无关）

　　口述：鹭东 文字：石路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家住在远郊的一个镇上。父母都在乡镇集体企业上班，每月有一定工资，虽不多，但勉强能度日。每年春节临近，父亲就会把平时节省下来的钱，拿去集市上买肉。吃肉，那时可是个稀罕物。平时很少能沾上这些荤腥，炒菜几乎没有肉，即使有，最多也是三两片。

　　离过年的日子约摸半个多月，父亲便把猪肉买回来了。我们几个孩子也是看得心潮澎湃。“终于能吃上肉了。”此时，我的馋虫早已不由自主地爬了出来。母亲挺会做菜的。这些肉有的做成了走油肉，有的做成了百叶包，有的做成了蛋饺，还有的做成了油豆腐塞肉等，然后放在一个个钵斗和砂锅里。那时，家里没有冰箱，做好的这些半成品，便由父亲置放在二楼窗外自己搭的木板台上。母亲说：“这大冷天，外面就是一个天然大冰箱。”

　　做这么多肉食，得花上母亲好几个夜晚。为了一家人能美美地过上一个开心年，她从不觉累，脸上总是笑呵呵的。有时，她一边做着蛋饺，一边逗我和妹妹玩，“过年了，又大一岁，要好好听话，好好读书。”我和妹妹便使劲地“嗯嗯，知道了。”母亲看我们挺乖的，便会拿起一张破了的蛋皮塞到我们嘴里。“啊，真香。”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味。肉香，飘散着满屋。睡梦中，我有时还会猛然吃醒。在这半个月里，我心里充斥着期待。放学回家，我会偷偷地到窗外看着做好的那些半成品，想着还有不多日子就能吃上这美味，心里就甭提多高兴。

　　周遭许多邻里，也似我家一般，在忙活着过年的菜肴。上学路上，看到熟悉的不熟悉的人家，要么手上提着猪肉，要么篮子里放着一条鱼，彼此见面招呼着，脚头也变得轻盈许多。这些勤劳朴实的农家、职工，平时基本上都和我家一样，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唯有到了过年，才买这捎那，开开心心地张罗着过年。

　　大年三十晚，家家户户在白天忙完贴门联、糊窗花、收拾屋子后，就在等着这一桌丰盛的晚宴。夜深人静，我们全家围坐一起，热气腾腾地吃着平时难以享用的年菜。“来，吃一块走油肉，夹一个蛋饺。”我吃得满嘴留香，甚是过瘾。“慢慢吃，今天不限量。”母亲招呼着我们。看着家里四个小孩一天天长大，父母心里充满着喜悦。父亲说：“虽然现在家里条件不算好，但比起过去已经是翘大拇指了。”父亲是在旧社会长大的，从小放牛为生，他吃过很多苦，所以他常教育我们要懂得知足、懂得感恩。所以到现在，我还常记得父亲的叮咛。父亲前些年走了，走时快90岁。母亲还健在，今年已87岁了，身体还算健朗。每每与她老人家谈起过年，她都会说：“那时，你们多能吃啊，饭量真大。”

　　吃过年夜饭，父母收拾完后，便会给我们一些压岁钱，大的一元，小的五毛。我们兄妹几个如获至宝，把它藏在新衣服的口袋里，生怕弄丢。这一晚，我们都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画着春天一般崭新的梦想。

　　◆第二天，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起来了，要到外面找同龄的孩子去玩。曾记得，那时，我们会玩“猜豆子”。这游戏，就是把家里炒熟后当零食吃的蚕豆，在手里握紧让人猜。“手里有几颗？”每次猜三下，猜对了，输的一方就要把手里的蚕豆给对方。我每次出去，都要把蚕豆装满衣服的口袋，拿去与其他孩子玩。当然，是边玩边享用。每次赢了，很高兴，像中奖一般；输了，便会很沮丧，心里喃喃道：“倒不如自己吃了呢。”

　　还有就是“交换年历片”。上世纪70年代，年历片很盛行，大小如现在的名片，有平面的，也有凹凸的，塞在皮夹子里老扎台型了。这些年历片上的画，有山水风景、有影视明星，还有外国人。每次快到过年了，我就想办法从父母那儿索要年历片。若父母没有，我就拿着省下来的压岁钱自己到附近商店里去买。买，就挑自己最喜欢的，如漂亮的明星啥的。有一次，我拿着市面上最稀奇的带金丝边的凹凸年历片，与小伙伴交换，一换三，换来三张平面的明星年历片。回到家，我就给哥哥姐姐妹妹一人一张。

　　“滚铁圈”也是我们过年常玩的一种游戏。我和其他孩子们一起，一人带着一个铁环和一根长铁钩，寻找一个宽阔的场地进行比赛，看谁滚得快，滚得远。虽然有时我体力跟不上，但每次我从不滑落。遇到地面坎坷不平时，就想办法绕着走，“稳”字当先。这个游戏挺消耗体力的。往往玩了不到半小时，已是气喘吁吁、汗珠上额头了。这时，我会拿手臂上去擦擦汗，歇会儿再玩。

　　过年里，有寒假作业，我一般差不多在学校放假一周里就把它全部做完。这样，就可以腾出更多时间“自由发挥”了。父母问起，我也好有个交代。

　　上小学时，我家里还没有电视机，所以，看电视就是个梦想。家里买电视机时，我已上初中了。所以，孩童时代，更多是与日常游戏为伴。可尽管如此，还是觉得挺开心、挺有滋味的。儿时的过年游戏，最为高兴的就是放鞭炮了。父母说，放鞭炮不安全。所以，一般不让我们放。要放，也是大人放，小孩看。于是，我们就在父母放完鞭炮后，捡拾“遗落”的鞭炮，进行二次点燃。这也足够让我们高兴一阵子了。

　　◆过年，还有一件值得期待的事，就是盼着能穿上一件新衣服。我家，每逢过年，母亲总会为我们4个孩子做件新衣服，这已形成不成文的惯例。读小学那会儿，自己还小，母亲做什么衣服我就穿什么，哪怕用旧了改的心里都高兴。妹妹和我一样，有新衣服穿就乐。

　　上了中学，自己有些想法了，要好看了。70年代中后期，社会上开始流行青年装，其式样和中山装差不多，但是领子稍宽些，领角呈圆弧形，衣服中间一排纽扣不露于外面，是夹在双层里内的。料子一般是涤卡，颜色有咖啡、深蓝、烟灰、蟹青等（记忆中大概是这样）。衣服很挺括，人穿上去显得尤其精神。父母单位里一些较前卫的小青年就是这样穿的。

　　离过年还有好几月，我就和母亲说了要件青年装的想法。她装着没听见，在那不吭声，看着像是不答应，毕竟得花一笔不菲的钱，有点不舍得。虽然父母每月有工资，但是我家有六口人，还要负担无业的外婆和苏北乡下奶奶的基本生活，所以用度较紧。那时，姐姐刚工作，哥哥初中毕业，我和妹妹还在读书。我刚上初中，妹妹才读小学。为此，我家早些年就从生活费里省钱买了缝纫机。母亲读过中专，有文化，手也巧，便“依葫芦画瓢”自己学会做衣服了。

　　为拥有这件日思夜想的青年装，几个月里，我变得很乖。上学放学，做家务，听父母话，这一切，就为那件新衣服。哥哥初中毕业后直接工作了。姐姐哥哥都在单位宿舍住，逢节过年才回家。家里活，我就自然多做些，挑水、拾柴、扫地、煮饭等等。反正，我能做的，尽量去做好。有天，看母亲心情不错，我又上前说。母亲也知道，这段时间，我表现可以说优秀。她也就顺着答应了。那天，我高兴极了，好像看什么都顺眼，走起路来精神头十足。

　　后来，母亲果然给我买了一块咖啡色料子，颜色我喜欢，可是布面没我看到的像人家一样的平整、挺括。母亲说，为了防缩，料子在水里浸泡过，所以与新的相比，有丁点皱。既然母亲这么说了，我也就没再问。那天，母亲下班回家，借了人家青年装样子，拿皮尺量了我身材，在布料上用粉笔记数，然后划样、裁剪。母亲做衣服技术还是小有名气的，单位里男女小青年经常叫我母亲帮忙，或改衣服或补衣服，有时还做衣服，使他们省下不少钱。这些日子，母亲晚上就为我新衣服操持。没几天工夫，一件崭新的青年装完成了，式样、做工和商店买的几乎一样。熨烫后，更显得漂亮。这时，离过年也不远了，我就想早日穿上它，出去兜兜，炫耀下。

　　大年三十下午，家属区里家家户户忙不迭地都在赶着做年夜饭，充斥着一股浓浓的烟火气。母亲忙完活后，洗了手，把青年装叠好交给我，妹妹新衣服仍由母亲保管，姐姐哥哥上班后，衣服就逐步自己买了。这瞬间，我仿佛接受了份大礼一般，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衣服，走到床前，轻轻地把它放在枕边，再像模像样地整一整。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想时间过得快些。

　　第二天，我比往常早醒许多。穿好衣服，我连忙走到大衣橱镜前，对着镜子反复照，幸福神情溢于言表。早饭后，我就匆匆出门找同学去。路上碰到一位叔叔，是我父母单位的，他认识我。他见我穿着新衣服，就上前看了下我的衣服并用手摸了一下问：“这件青年装是咔叽布做的？”我脱口而道：“是涤卡的。”涤卡要比咔叽贵。他再摸了下料子说：“肯定是咔叽布的。”我被他这么一说，突然想起来，母亲当时买的料子，我一眼就觉有异样，只不过不好意思追问下去。

　　外面逛了一圈，到家后，我依旧很开心，提也不提衣服的事，但我心里一直有疑问。年后，换下青年装，母亲洗完衣服晾在外面竹架上，上面还有父亲的衣服。我越看越不对劲，两件同样是涤卡、同样是湿的，为何父亲中山装看上去要比我青年装挺括？此刻，我大致明白了，但我一直没问母亲。

　　几十年过去了，自己也近耳顺。母亲从未提及当年做青年装的事，许是她早已忘了。我也没问过。我寻思着，那个年代，大家不都是这样节衣缩食地过活，又不单是我一家。既然时光已逝，不如就让这件青年装的秘密永远留在那儿吧，随之一起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