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百姓安，国家稳。邓小平曾指出：农村稳定了，发展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生活有比较显著的改善了，中国就稳定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作为重要内容进行部署。乡村治理作为城乡基层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基础，要全力推进乡村善治，实现乡村振兴，助力城乡基层治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驾护航。

　　乡村善治，要以经济实力供给治理原动力。马克思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历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我国农村经济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为乡村治理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村面貌的改善，离不开经济发展这个原动力。譬如《大江大河》剧中，小雷家村从食不果腹、穷困潦倒的“光棍村”演变到村集体经济解决村民养老保险的小康村。村民人人各司其职，忙于发展经济，村子里秩序井然。农村经济壮实了，购买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自然随之提高，施政治理更为容易。无疑，发展经济实力才能为乡村治理持续注入原动力。

　　乡村善治，要以民主自治激发治理活力。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不一样的地方有不同的风俗文化。乡村治理因地制宜，推进民主自治更能尊重民风习俗，彰显治理人性化。同时，也更能促进群众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提升群众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例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解决赶集集中出行与农户购买春耕物资的冲突，村民自发组织运送生产物资上门服务。又如，村民达成防疫期间不操办喜宴丧宴自治协议。这些都体现了村民民主自治的组织能力。要激发治理活力就要让广大村民积极参与自治，群策群力，形成民事民管，民事民议的良好民主议事协商局面。

　　乡村善治，要以依法治理提升治理持久力。治民无常，唯法为治。城乡基层治理中，若无法治，终不能长久。春秋时期，孔子提倡仁政治国，强调要以德治民，这样的治国思想有其长处，但若无法治兜底，当德与法产生冲突时，就难以实现公平正义。纵观中国的发展史，法治比德治走得更为长远。当前，我国农民法治意识薄弱，维权意识有待提高，遇到事情讲情多于讲法，不懂以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当下，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将法治宣传阵地前移，如推行“流动法庭”，将群众常遇到的法律问题送到身边，引导维权方式和途经，让法律成为百姓解忧办事的有效工具，才能持续推进乡村和谐稳定。

　　乡村善治，让广大农村充满生机、和谐稳定发展。建立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有助于城乡基层治理有序推进，有利于实现城乡现代化发展，为构建全面小康社会提供安定有序的发展环境。

　　（摘编自《中国乡村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