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季中扬 师慧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核心提示］

　　古代乡贤文化建设主要目的是通过表彰乡贤，从而激励、劝勉乡民，教化乡村社会。当代新乡贤文化建设的主要目的并不仅仅在此，它一方面是为了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是为了破解乡村社会现代发展这一世界性难题，尤其是后者，是当代新乡贤文化建设所肩负的全新的历史使命。

　　【传统乡贤文化体系】

　　所谓乡贤，主要指乡村中有贤德、有文化、有威望的贤达人士。秦汉之后，乡贤文化建设渐渐进入了自觉阶段，逐渐形成了包括书写乡贤、祭祀乡贤、让乡贤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一整套乡贤文化体系。所谓“书写乡贤”，是指通过乡贤名录、传记、碑铭、画像等形式，表彰乡里“有功德于民”的贤者，从而激励后人。在汉代石刻中，就已经出现了刻石记录“阙里之先贤”的现象。从东汉到魏晋，出现了诸多专记一地之先贤、耆旧的“郡书”。

　　乡贤名称出现在东汉末年，但可以纳入乡贤范畴的“三老”参与乡村治理作为一种制度最早出现于西汉。汉高祖二年，政府制定了“三老”制度：“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由这个史料可见，“三老”是政府选出来的，选拔的标准主要看德行，“三老”可以参与地方政事，直接介入乡村治理，有免除徭役、兵役的特权，政府每年十月还以“赐酒肉”的形式进行表彰。“三老制度”可以说是最早的政府自觉开展的乡贤文化建设。宋代之后，由于士族门阀制度被彻底打破，以及科举制度和书院的发展，士大夫阶层的力量逐渐壮大，他们萌生出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一些致仕回乡的士大夫开始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如范仲淹在家乡苏州设立义庄，在宗族内进行慈善救助；吕大钧为家乡蓝田制定了《吕氏乡约》，规范乡民的修身、齐家、交友的道德修养与婚丧嫁娶等社会活动。吕大钧制定的《吕氏乡约》非常值得重视，它不限于吕氏宗族内部，扩大到了所有乡民；它不仅具体规定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条款切实可行的内容，而且有严格的组织机制：每个乡约设置众人推举的“约正”一人，“专主平决赏罚当否”；设“直月”一人，一月一更，“主约中杂事”，入约之人，每月聚会一次。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乡贤理事会”。与宋代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完全是民间行为不同，明清两代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不仅没有干政之嫌，而且是得到政府鼓励与制度保障的。

　　【新乡贤文化建设的传承】

　　当代乡贤文化虽然说是现代社会中的“新”乡贤文化，但细察之不难发现，其中诸多举措与形式其实是借鉴、传承了古代乡贤文化。

　　其一，当代“乡贤工作室”、“乡贤理事会”等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形式是对汉代以来的“三老”制、乡约制的借鉴、活用。以江苏丰县梁寨镇为例。基层政府部门在工作中发现，镇干部、村干部、党员解决不了的一些难题，乡村里那些张罗事儿的人，即平日村里帮办红白喜事，解决家庭小矛盾、邻里小纠纷的人，当地人叫他们“大佬执”，却能很顺利地解决，于是，梁寨镇政府就在“大佬执”中选择辈分长、社会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人成立了梁寨镇乡贤理事会，并对这些“大佬执”进行组织培训。

　　其二，当代乡贤评选方式借鉴了明清时期的乡贤“推举”制度。以江苏泗阳县为例，该县乡贤评选分为普查、评选、公示三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具体要求。普查环节要求做到应查尽查，应录尽录，确保不漏、不错、不缺项；评审环节要求对各乡镇报上来的乡贤人选经县卫计委、公安局、县纪委、县征信办等部门资格审查通过后，再邀请相关文史专家、退休老干部等组成评审组，进行逐一评审，尤其是对照乡贤标准，从有德、有技、有功（即品行、才学、声望）三个方面衡量，筛选出乡贤名单；经专家组评审后，乡贤名单将通过多种形式向社会，尤其在乡贤家乡公示一周，发现问题的将进行核实，核实属实的将取消乡贤资格。在调研中发现，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评选的主要是“在地乡贤”，其工作流程与方式就更重视民间推举。其第一步工作是村民大会公推公选，推选出村里的乡贤，全区大概有四五百名，在此基础上推选出乡镇里的乡贤，最后通过网络评选出10名代表作为赣榆区“十大乡贤”。江苏徐州市梁寨镇由于重视“在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而不是仅仅为了表彰乡贤，因而要求首先个人申请，接下来镇乡贤工作指导委员会再到新乡贤候选人所在村征集村民意见，然后由镇党委确认新乡贤名单。“当选”新乡贤最后还要与镇乡贤工作指导委员会签署承诺书。

　　其三，当代乡贤文化建设借鉴了古代“书写乡贤”方式，建立乡贤名录制，书写乡贤传记，建设乡贤文化长廊、广场与文化馆等。比如江苏省宿迁市就编辑了《宿迁乡贤录》，每个县区都有分卷，而且计划公开出版发行。编辑、出版乡贤名录这个做法其实源远流长，如嘉靖年间的《崇祀乡贤录》、咸丰年间的《三世乡贤录》、光绪年间的《名宦乡贤录》等。其实，乡贤名录是乡贤传记的一部分，但与一般传记不同的是，一是所记比较简略，二是大都由官方组织编写，是官方对民间的一种褒扬方式。除了官方编订乡贤目录，当代民间也在书写乡贤传记，如祝鹏程编写的北京乡贤传记，浙江上虞经遵义老先生创办的内部刊物《乡贤通讯》上的乡贤传，等等。为了表彰乡贤，各地还纷纷建立了乡贤文化长廊、乡贤文化广场与乡贤文化馆等。

　　【新乡贤文化建设之“创新”】

　　当代乡贤文化建设一方面学习、借鉴、传承了古代乡贤文化，另一方面，由于面临着新的历史情境、新的社会问题，有着与古乡贤大不相同的新乡贤群体，就不可能不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创新。

　　当代乡贤文化之所以被称为新乡贤文化，首先是乡贤群体新。在古代社会，“乡贤”这个名称其实主要用于对“徳业学行著于世”的乡绅的褒奖，就此而言，乡贤群体主要限于热衷乡村公共事务的士大夫群体。与古乡贤不同，当代新乡贤是没有身份限制的，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学历比较一般的乡村“大佬执”，都可以成为乡贤。

　　其次是历史使命新。明清时代的乡贤文化建设主要目的是通过表彰乡贤，从而激励、劝勉乡民，教化乡村社会。当代新乡贤文化建设的主要目的却并不仅仅于此，它一方面是为了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是为了破解乡村社会现代发展这一世界性难题，尤其是后者，是当代新乡贤文化建设所肩负的全新的历史使命。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日本，当代乡村社会都面临着人才流失，乡村逐渐空心化、乃至消失的现代化困境。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新乡贤文化”时，就明确指出要“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其言下之意，一是新乡贤文化主要是为了解决乡村建设问题，二是新乡贤文化可以唤起各方人士心系乡村。因而，新乡贤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或者说是历史使命，就是要使人们能够归心乡村，安心乡村，把乡村视作精神家园，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处解决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困境。

　　再次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与建设的方式新。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与建设除了乡贤工作室、乡贤理事会、进入村“两委”等方式之外，还有一些方式是传统乡贤文化中所没有的。一是作为外来乡贤参与政府的“新农村建设”。主要是省直机关、市直机关或高校等事业单位的干部作为乡村“第一书记”，到乡村直接领导村民进行新农村建设。二是作为外来乡贤主持或参与民间的“新乡建”。如艺术家林正碌在福建漈下村的“新乡建”行动。2015年4月，在上海从事公益艺术教学的林正碌来到漈下村采风，萌生了通过艺术改变农村生态的想法，把“人人都是艺术家”公益教学带到了漈下村，为村民免费提供油画教学，并且帮助这些村民在网上出售作品，还招募了一批外来支教老师，复兴了漈下村小学。两年多来，漈下村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年轻人回来了，孩子也回来了。

　　新时代、新使命催生了新乡贤群体。当代新乡贤一方面借鉴、传承了优秀的古代乡贤文化，另一方面正在创造、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创新乡贤文化”确实有助于“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此乃破解乡村现代化难题的有益尝试，这一点显然是毋庸置疑的。（本文摘编自《江苏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