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超音

　　毫无疑问，人生陪伴到底的是名字，甚至不朽。取名是大事，一锤定音，得锤好喽。

　　生孩，等于生下期望。名字虽是代号，但都想秀外慧中，给子嗣带来好运，给家族带来荣光。名与声相关，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才会有好名声。

　　南汇地区男性名字“龙根”最多，女性“凤娟”最多，多得几乎成了郊区农村男性女性的代称，俗气的代名词。俗是因为简单，谁都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人是成不了龙的，但可以奋力去学龙的能力；根是基，不差地气，就能行稳致远。人也成不了凤，但可以像凤一样美，所以纷纷拥抱凤字；娟是姿，是健康、可爱的表象。龙根与凤娟是极好的名字，但过多重名，精气神就变了味。

　　起什么名字是一个人的自由，什么帝，什么仙都可以组名，还有什么不能用的？问题是名往一处取，平日里少不了迟疑：是唤我吗？绅士不怒同名丐，君子小人声重叠，全是父母的责任。伊丽莎白女王不能叫伊丽莎白女工把名改了。农奴主勒令强巴（藏语为弥勒佛）当哑巴，也没勒令强巴换名。

　　姓名作为一个家庭的文化传承，应该有其范围；作区别之用，也应有一定限制。武汉一名邓姓父亲，恰逢伊战爆发、非典肆虐之际喜得贵子，可能是心血来潮，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为“萨达姆·邓·非典”。这种不伦不类的名字，在户籍登记机关遭到了拒绝。自由取名不能没了规范，拒绝如此怪名也是为其好，不然，孩子大了不知会被嘲成怎样。

　　孙儿出生后，儿子问我怎么取名，我说有三点水就行。当时并未考虑五行，我也不懂五行。漂浮人生，自身带水不会错。

　　名字父母所取，肤发父母所赐，所以极少有人改名。

　　有位朱姓同学，他的父亲却姓杜，后得知老人家早先因革命工作需要连名带姓全换了。他让子女从了祖姓，自己却没改过来。改时因为情况特殊，没改回来是情况有变——组织和老白姓只知他后来的姓名。

　　作家最会改名，不用真名实姓刊文是有原因的。原因很多，一个目的：隐。冰心是因为谦虚，“我终究是大学里的小学生，思想和文字方面都不成熟，我不敢用自己的名字，就用了‘冰心’这个笔名。”冰心最喜欢的是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这首诗中有一句“一片冰心在玉壶”冰心尤为喜爱，于是她为自己取名为冰心。笔名其实是作家督促自己创作的一种暗示，一种隐语，一种符号。作家用笔名有着借笔名逃祸的作用，毕竟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并非都是明君，有时候大兴“文字狱”，作家们很可能要受到牵连，用了笔名似乎可以免除很大的祸因。国民党时期，周树人不仅用鲁迅的笔名发表文章，而且还用了其他的一百九十多个笔名，他甚至请人抄写他的文稿，笔迹都不露，国民党拿他也没办法。就是写文章得罪了人，有了笔名也可以抵挡一时。不过，在古代很多人因为用了笔名写作，写出来的作品出了名，却把真名字给隐藏了，人们只记着他的笔名，却忘记了他的真名，甚至还会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形。茅盾的笔名也非常多，有沈德鸿、沈雁冰、木子、沈余、希真等等，多达一百二十五个，符合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在斗争中不断变换笔名，就能不断变换身份。男性作家取女性化的笔名也很常见，郭沫若用过“安娜”，茅盾用过“四珍”“冯虚女士”，沈从文用过“上官碧”“休芸芸”，周作人用过“萍云女士”……其实笔名代表的身份是创作者；本名，代表的身份是生活者。二者可以分开看待。

　　老音是我的唯一笔名，只在解放日报上用过一次。网上查看，跳出三五个老音，就此让路。

　　写文章大多写的是亲历的生活，写共性的事实、说共同的心声，我坚持。落子无悔，写了就没那么多顾虑，用不用笔名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