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小胖

　　四

　　从屠隆《鸿苞集》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狂狷的县令有着深邃的民本思想。在他看来：

　　“人臣以调获身体者调获国家，则莫如注念黔首。是故节其劳逸，问其饥寒，教以义理，厚其风俗，恤其疾苦，法令必审，身范必端，祭祀必戒，荣雩必敬，以吾心合天心，以吾气召和气。有利于民者，兴之，如口腹之得美饮食也；有害于民者，去之，如面目之赘疣也。以此体国，斯人臣之道也。”

　　屠隆的这番淳朴认识，可谓是入情入理。但真正封建王朝的现实世界，与这样的理想状态却有诸多凿纳不合处。因为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系统中，衡量人臣之道的主体，实际并非是百姓，而是官僚。更重要的是，通过进退留转的决定权作出的对人臣之道评价的固定，也掌握在上宪手中。即便你是为民请命的，上宪不这么看，你又该当如何？

　　毋庸讳言，纷繁复杂的官场人际，大多数人群早已顺应了把上峰服务好，就是把百姓服务好的厚黑哲学，这在政治腐败的明朝中后期尤其如此。屠隆要想践行自我认定的理想，就必然要面对人情世故严峻的考验。

　　屠隆于万历七年初到任青浦。此时正是赫赫有名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变法改革的历史时期。其中，又以清账田亩、增加税收为变法的重中之重，并与农村基层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但这项改革，说起来理直气壮，真正做起来却步步艰难。因为隐瞒并敢于隐瞒田亩数量的，往往是当地具有一定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权贵豪强，叫他们自认缺失，并乖乖交出税赋，这对于基层官吏来说，无异于与虎谋皮。聪明差官们的做法，是明察田亩，以向上宪交差，暗里却将这些查出的田亩摊派在小民头上，这样左右逢源，两不相伤，更是对张首辅的大大尊敬，至于小民则是方便弹压的卑贱，想必也不会生出什么事来。

　　当年的松江府知府就曾以这样的逻辑，对屠隆多加暗示。青浦知县却“以丈出余田仍附系原号”，惹得阎邦宁大怒。屠隆则执拗但不乏优雅地回敬：“原田譬之衣领，掣之始明；余田譬之衣带，带非衣不附！”

　　好一个“带非衣不附！”可敬的是，这样的刚正不阿还断然用在了张居正的老师，前朝首辅徐阶身上。

　　徐阶，在隆庆时期入阁为相，屠隆任青浦县令时，已退休在松江府华亭老家。当时，徐阶家族为华亭巨富，有许多田产落地青浦。早在屠隆上任之初，徐家就派说客拜访问候，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而我们的这位狂狷县令，则以“不敢闻命”，颇不给面子地婉转谢绝了。与之相对应，屠隆还试图再请已然退休的内阁首辅，能够出来向朝廷请命，蠲免青浦百姓沉重的赋税。面对此，徐阶大人彼时彼刻作何感想，已不得而知。但我们从史料中看到的另一番情节是：当巨富徐家知道俞屠有隙后，便“行千金贿之下石，日夜使人侦某行事”，把俞显卿作为徐家报仇的暗箭。

　　由此，屠隆的飞来横祸，看似偶然，却也是有着他践行“人臣之道”的必然。换言之，屠隆是为他的理想而牺牲，确也坦然。

　　五

　　当历史推进到明代，中国的政治出现了中央集权的空前加强。这种加强，使国家政治高度统一起来，力量可以高效率集中，从此如唐代以前地方割据、宦官专权、外戚干政的问题再也没有发生过。尽管，明朝也有王直、刘瑾、严嵩、魏忠贤，但他们的烜赫一时、为非作歹，实际是在最高皇权的默许下进行的。一旦皇帝认为有必要做一下清理和整顿，便可以没有任何阻碍地把自认为是的异己势力彻底打倒。这说明，明朝的皇帝即便昏聩、再昏聩些，但由于中央集权制度的先进性，上层建筑变得十分稳固。

　　而要形成这样的整体统御，除皇权以外社会个体的思想认识和政治作为不可能不被极度压抑。当然，有明一代不是没有名臣、能臣，但凡是挺身而出，在特定形势下拯救社稷于倒悬的，如于谦、张居正、袁崇焕，却没有一个有好下场。这是因为他们尽管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但这种贡献本身，是被上层建筑认为，与中央集权的制度不相适应乃至抵触的，所以不得不遭到清算，以不惜代价地，维护中央集权的稳定。有一句台词肚里都明白：没有哪个人的才能、事功，大得过天。戏文里“哪一个忠良又有好下场”真不是随便唱唱。

　　也正是这种不可言说的，从朱元璋开始就顶层设计的祖宗家法，使明朝的整个官僚集团形成了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以理学为根基，与皇权争道理，为道理而道理，哪怕是发配三千里、当场廷杖毙命也在所不惜，反而以此为荣的卫道士。一种，是以“卑下不肖”为中庸，为当官而当官，善于处世行世，但怕冒头激进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屠隆，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他自我追求李白的“心理图式”，使他曾经试图成为一名魏晋隋唐“豪杰”式的英雄人物。正如他不避嘲笑白眼，倾尽全力为民请命一样，他同样也毫不忌讳和掩饰对自由人生的向往。在屠隆看来，也只有这两者结合，才可称真正的豪杰。

　　可遗憾的是，他出生在一个为了谋求千秋万代，而制度设计以谋求超稳定的专制王朝之中。这样的王朝，说到底，是并不欢迎英雄豪杰的。因为皇帝就是唯一可称为英雄、可称为豪杰的圣人。偶尔地，实在没办法，请哪个臣子出来收拾一下烂摊子，也极容易被怀疑是对英雄、豪杰的觊觎——是自己要当大英雄、大豪杰！

　　此时此刻，我们再来看万历十二年，由“软熟”内阁为屠隆票拟的那个“诗酒放浪”的定性，我们会不会感到，当年他在青浦任上“以丈出余田仍附系原号”的执着，竟然给了没有张居正的万历朝，以附会前政余孽的把柄和依据呢！

　　英雄没有生，他已死了。

　　六

　　屠隆致仕后，便再也没有起复为官。此后差不多十年，曾从京城传来可能再度启用他去编修国史的消息，却终以诏下免修国史而罢。

　　屠隆被黜后生活困难，也曾有青浦友人打算为其置办些田产，以供一个好友的落拓书生日常开销。没想到，此时屠隆的夫人杨氏却能阐发意见，得到夫君认同。原话为：“饿死义不食谗夫脚下土。”

　　屠隆的后半生，耽言学道、诗酒风流，著述颇多，并对戏曲有特别的研究。他不但写戏、编戏，还自己演戏、唱戏，聘请当时名角，拥有私人戏班。屠隆甚至编导过整出戏，全无乐曲，仅宾白贯穿始终的文艺作品。这怕是中国最早的话剧滥觞。也许，屠隆只有在戏曲中，才能找到他向往的豪杰、英雄。

　　今人复旦大学黄霖先生，曾于1983年提出，明代长篇白话世情小说《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就是屠隆。由此引发了文坛热议，至今尚无定论。笔者，无意在未取得确凿证据前，就轻易提出定性的结论。然而，当我们审视那个时代创作的伟大作品时，透过过分放纵自然主义的堕落和绝望时，我们想必也听到了那个真正的作者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

　　任何时代，都需要理想和英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