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回老家的第二天，媒人就带着他来我母亲家相亲了，也是缘分啊，第一次见面，两人就相中了对方。

　　【过去时】

　　●我母亲出生在山东潍坊农村的贫苦家庭，母亲在家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在我母亲四岁那年，村里遭遇瘟疫，她的父亲和两个哥哥就这么被瘟疫夺去了生命。在农村，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幼小孩子，那个生活是异常艰难困苦的。为了生存，我姥姥带着母亲和我姨嫁给了邻村老实巴交的老光棍，也就是我的杨姥爷。不幸的是，两年后，二十五岁的姥姥因病撇下一家人死了。

　　为了把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拉扯大，杨姥爷吃了很多很多苦。姥爷是生产队的大队长，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跟社员一样下地干活，靠很低的工分养家糊口。据我母亲说，姥爷辛苦一年赚的工分，换算成粮食，不够一家三口吃的，儿时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饿肚子。春荒时节，姥爷每天晚上不是开会就是读报学习，那会是人民公社嘛，时兴搞这个嘛。母亲和我小姨人小怕黑，不敢呆在屋子里，两人就在外边的磨米房里等姥爷。那会的农村还没有用上电，漆黑的夜晚，就靠月亮、星星照明，两个年幼的孩子相依为命地等待姥爷的回来，真是很孤苦可怜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农村，对孩子的教育很不当回事的，尤其是女孩，没文化的爹妈都觉得，不需要读书识字，只要会干活、会做家务就行了，那时还没有实行义务制教育嘛。身为生产队长的杨姥爷，眼界和觉悟比普通农民高了不少，我母亲八岁那年，杨姥爷去公社的小学给母亲报了名，关照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学校离家远，母亲除了读书，回到家还得承担洗衣、做饭、喂猪、做鞋、缝补等家务活。母亲懂事，她体贴杨姥爷的辛苦和不容易，小小的年纪几乎承包了所有的家务活。

　　小学毕业，母亲辍学了，我曾经问母亲，为什么不去读中学？你不爱念书吗？母亲告诉我，辍学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中学设在县城，必须住读，这需要一笔费用，而且不能照顾家了。第二，小姨也读书了，杨姥爷负担两个学生的读书费用，很吃力。不少亲戚和周围的乡亲都说杨姥爷憨，死心眼，说两个孩子跟你没一丝血缘关系，你养活她们已经够仁慈了，还掏钱让她们念书，有你这号傻瓜吗？他们说这些话是不避开我母亲的，母亲懂事早，杨姥爷的压力以及心里的苦楚，母亲是明白的，她觉得辍学回家是自己应该做的“正确”选择，她不愿意杨姥爷受太多的委屈。六十年代的山东农村，小学毕业就算是个文化人了，母亲一直感谢杨姥爷送自己读书的“义举”。

　　辍学回家的母亲，全力担起了这个家，勤劳能干、吃苦耐劳的母亲，无论是家里还是家外，都是劳动的一把好手。母亲十六岁那年就做了妇女队长、团支部副书记，还多次被评为生产能手、劳动模范。

　　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出落得越来越漂亮，俊俏的外貌，加上生产队队长的女儿，妇女队长、团支部书记……等“名号”，给母亲加分不少呢！母亲告诉我，现在的年轻人找对象看重的是钞票多不多？房子有没有？在六十年代最看重的却是政治面貌怎么样？时代特征哦！

　　给母亲提亲的热心人很多，杨姥爷问我母亲，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母亲说，政治面貌、家庭出身要好，再就是，希望对方有文化，母亲说，当年她最想嫁给军人呢。

　　相亲总是对不上眼，周围的人就议论说，母亲眼界太高，挑来捡去的只怕被耽误成了老姑娘，杨姥爷也劝母亲，你都二十了，找到心眼好的就嫁了吧！

　　就在这时，邻村有人找到母亲，说，有个比你大四岁的小伙子，党员，读过师范，毕业分配的时候，响应党和政府“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去了内蒙古，现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一所中学做老师。母亲听说小伙子读过师范，心里就有好感，对方见状，赶紧拿出小伙子的照片“亮相”，照片上的父亲戴眼镜，面相老实和善，又有种书生气，这是母亲喜欢的类型。对方说，要是感觉合适，还有一个月学校放寒假了，他回家过年的时候，你们见面谈谈，如何？母亲点头同意了。

　　父亲回老家的第二天，媒人就带着他来我家相亲了，也是缘分啊，第一次见面两人就都对对方产生了好感！

　　因为父亲回家一次不容易，两人没条件谈情说爱啊，见面几次后，父亲直接求婚：“嫁给我，我会疼你一辈子。”母亲被这简短的表白打动，点头同意。父亲回内蒙古的前几天，两人领了结婚证，成了夫妻。

　　母亲结婚那天，按着当地的习惯，要认一个“磕头娘”。那个“磕头娘”只比我母亲大11岁，尽管年龄差得不多，但“磕头娘”很疼母亲，如此关爱，让母亲在她身上重新找回了久违的母爱。“磕头娘”有10个儿女，母亲和他们相处的就像是嫡亲的兄弟姐妹，母亲经常去他们家相帮干些家务，同样，“磕头娘”有好吃的也会给她留一份，真的像娘一样疼我母亲。

　　●结婚后的第四天，父亲只身回内蒙古学校上班，作为新娘子的母亲，则留在了奶奶家。以后的几年中，父亲都只在寒暑假的时候回家。我是1964年出生的，两年后的1966年，母亲又生下了弟弟。既要参加田里的劳动，下地干活挣工分嘛，还要洗衣做饭、照顾老的小的，母亲的辛劳可想而知！我永远记得奶奶给我母亲的评价：“你娘是林家的大功臣。”

　　1970年，父亲考虑到两地生活的不便，使尽浑身解数，调回了山东，在潍坊的一所中学当老师。父亲事业心强，又有工作能力，加上家庭出身好、党员的身份，几年后就被组织部门看中，调入教育局做人事工作。

　　不久“文革”结束，百废待兴，国家重视教育了嘛，作为教育局的干部，父亲的工作更忙了，这个时候，我已经读中学，弟弟也将小学毕业，父亲公而忘私，不是开会就是出差的，在家的时间不多，照料这个家的重担基本就是母亲担着。好在我和弟弟比较懂事，读书学习就靠自己努力，成绩都很优秀，读书之余，也会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和农事，哦，这个时候已经包产到户了，我家分到的五亩地需要劳作啊！

　　母亲非常的操劳，但我从来听不到母亲叫苦、发牢骚，记得那年麦收，爷爷病倒了，母亲让奶奶呆在家看着爷爷，自己下地收麦子，忙了一个上午，回到家来不及歇口气，就忙着烧火做午饭，间歇中还去爷爷床边关心病情。奶奶心疼母亲，吃饭的时候当着我们的面埋怨我父亲：“说是养儿防老，我养的儿子一点靠不上，还累着了媳妇。”母亲赶紧说：“娘这话说得不对，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福瑞（父亲）是公家的人，得忙公家的大事，家里的事我多担当点也是应该的。”母亲虽然没读几年书，但她的大度、宽容是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及不上的，那时的我未必理解母亲，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我是越来越觉得我的母亲是多么的伟大！

　　除了照顾爷爷奶奶，母亲还惦记着杨姥爷，天冷给他做棉衣、棉鞋，天热了，送去自己种的大西瓜，逢年过节，都会带着我们，买上吃的用的孝敬姥爷。八十岁那年，杨姥爷去世，最后的日子，母亲和小姨两人喂汤喂药、端屎端尿，没让杨姥爷感受一点孤独，母亲说：“姥爷养我们小，做人得讲良心，我们当然要养他老！”姥爷是土葬的，那葬礼办的，邻居们说：“有亲生儿子的也未必搞得这么隆重！”

　　●我考高中那年，父亲在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罹难。教育局的干部开车到我们家告知噩耗，母亲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奶奶已经晕倒在地，人事不省！母亲边哭边掐奶奶的人中，教育局的干部说，赶紧送老人去医院吧！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奶奶抬上车，母亲哭着也上了车。才死了丈夫，还来不及伤心，又得送婆婆去医院，干部和围观的邻居都劝母亲不要去了，可母亲就是不从，后来我二伯赶来了，硬是替换了母亲。

　　父亲算是因公死亡，八十年代的待遇低啊，我母亲、爷爷奶奶又都老实厚道，不懂“争取利益最大化”，教育局一共给了我们家八千多块钱就没事了。搁现在，事业单位的干部因公去世，至少好多万哪！

　　父亲去世那年才四十岁，可怜我母亲，三十六岁就成了寡妇。母亲名声好，又勤劳能干，还长得漂亮，父亲过世不久，就有人给母亲说媒拉线，劝母亲再婚，母亲很传统，属于那种“从一而终”的良家妇女吧，她忘不了父亲，放不下年迈的爷爷奶奶，更舍不得我和弟弟，她公开放话：“生是林家的人，死是林家的鬼！”

　　在我眼里，母亲是天底下最漂亮、最善良、最聪明能干的女人，没了父亲，母亲得支撑起这个家啊，而爷爷奶奶的老迈，我和弟弟的成长，都需要金钱的铺垫，为了赚钱，母亲买了一架缝纫机，利用休息的时间，给人做衣服、裤子，母亲赚的真是辛苦钱，一件衣服四元，裤子三元。母亲还养了二十几只鸡、鸭，喂了两头猪，一天到晚不得闲地为这个家操劳，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自己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都积攒着做了爷爷奶奶的医药费、我和弟弟的学杂费。母亲在不易的生活和苦难中，像个男人似的，赡养爷爷奶奶，抚育我和弟弟，是的，母亲如同参天的大树，为家人遮风挡雨，苦着自己，造福家人。

　　我虽是男孩，但心思细密，也很敏感，眼见母亲黑发中长出了白发，俊俏的脸上出现了皱纹，这对我的触动是很大的，我在心里发誓，一定好好念书，考上好大学，找份好工作，让母亲过上好日子！我还发誓：这辈子绝不让母亲因为我的不是而生气、伤心。

　　1984年，我以潍坊市高考分数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被同济大学建筑系录取，要知道，我们山东的高考分数在全国来说都是很高的哦，更要知道，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录取分数是同济大学所有专业中分数要求最高的哦！乡邮递员大老远喊着我的名字：“林晓东、林晓东，恭喜啊，你被大学录取啦！”村里的人听说我要去上海读大学了，都来我家道喜，哦，我是村里第一个本科生，又是潍坊的“高考状元”，那年可出风头了！

　　爷爷奶奶高兴得直流眼泪，夸我有出息，夸我母亲福气好，母亲也流泪了，说：他爹要还活着就好了！

　　●行装都准备好了，母亲拿出一个信封，说，这是交给学校的钱，藏好了，千万别弄丢了，又拿出二百元说：一百元是你的生活费，节约着用；那一百元，你存着，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

　　我知道母亲存这些钱有多么地不容易，弟弟读高中的费用也不少，我执意不要那一百元，母亲坚持说，拿着，穷家富路。我实在不想让母亲为我的“富路”太苦了自己，我走的那天，把钱放进了缝纫机的小抽屉里。

　　我读大学期间，每年的奖学金都有我的份，因为我是农村来的贫困生，学校还给了我勤工俭学的机会，我用奖学金和勤工俭学赚来的钱，支付学杂费和生活费，能让母亲肩上的担子轻一点，是我的责任，也成了我的骄傲！

　　读大二那年，爷爷奶奶相继去世，为给两位老人治病、送葬，母亲还借了几千块的债务。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某设计院，弟弟也很争气地成了武汉大学的法律系学生，我写信回家，告诉母亲，我收入不错，长子为父，弟弟读书的费用我来承担。

　　九十年代，浦东开发拉动了建筑设计市场，单位接到的设计任务特别多，国企的弊病在收入分配上显得特别不合理，干得多未必奖励的多嘛，我和我的两位学长还有两个同事，就有了自己开设计事务所的想法，我们相信凭我们的设计能力和人脉关系，一定可以做好、做大的。

　　我们先是留职停薪悄悄地做，一年后，单位下最后通牒：要么回单位吃大锅饭，要么辞职从单位走人。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开。

　　我事业小成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母亲，哦，可以说，让母亲过上富裕、优越的生活，是我职场打拼的主要动力。十五年前，我在上海买了别墅，把母亲接来享福，开头几天母亲一直唠叨：“真没想到，我儿有这能耐，这房子跟电视里外国人家一样阔气漂亮，只可惜，你爸没这福气消受，要是他活着该多好！我命好啊！享到儿子的福啦！”

　　我跟母亲说：“你年轻时受了太多的苦，遭了太多的罪，为儿女、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太多，现在是到了享福的年龄啦！我能有今天，最要感谢的是你，我这是羊跪乳、鸦反哺的报恩呢！”

　　【现在时】

　　母亲已经习惯了上海的生活环境，林晓东夫妇以及两个孙子对老人都很孝顺、尊重，母亲说：“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老了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