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朱启臻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核心提示
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不仅改变着乡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乡村治理基础。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乡村治理主体由小农户发展为各类新型经营主体以及新村民,乡村治理内容也更为广泛,因此要更多关注新型城乡关系,建立新型农民组织和引进新的治理理念,在充分尊重乡村价值和传统治理资源基础上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
乡村老龄化
呼唤新型经营主体
在年轻人涌入城镇打工的情况下,乡村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在笔者调查的一些乡村中,农业生产者中已经几乎找不到60岁以下的劳动力。乡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农业科技的采用、土地合理利用受到影响和制约,丘陵、山地的耕地撂荒现象日益突出。针对这样的现象,解决“未来谁种地”问题就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解决“未来谁种地”问题的最迫切需要。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促进乡村产业兴旺是乡村治理最重要目的之一。新型经营主体主要是指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乡村治理要把优化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环境作为重点工作,特别是要把完善稳定承包关系基础上的乡村土地流转与土地退出机制、形成适度规模经营作为重点,解决农业生产配套用地问题,针对新型经营主体具体需要建设农田基础设施,组织有效的教育培训,实施精准政策支持,等等。没有新型经营主体参与,现代农业就不可能形成,乡村治理就失去了其基础和意义。
乡村新业态
为年轻人创造就业空间
乡村可持续发展,没有年轻人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吸引年轻人返乡就业创业,就要创造出适合年轻人就业的新业态。年轻人通常不会像老一代农民那样选择从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繁重劳动,他们更青睐新技术、新领域。近些年来,年轻人返乡创业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一是无人机经营与操作。《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1年全国植保无人机保有量12.1万架、年作业10.7亿亩次。无人机喷药不仅提高了配药效率、节省农药,而且把农民从繁重且有危害的喷药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受到农业生产者的欢迎。二是土地托管。一些农户特别是兼业农户,常年在外打工,家里的几亩地又不愿意放弃,大都只管种和收,疏于田间管理,影响农业生产。因此农业生产托管组织应运而生。托管组织受托耕种农户的土地,覆盖种子、肥料、植保、灌溉、机耕、机播、机收各环节,实行一条龙服务,把小农户纳入现代农业体系之中,同时实现了规模化、机械化和专业化服务,为年轻人提供广阔的就业空间。三是直播带货。近年来,网红经济在乡村盛行,一些年轻人利用新媒体传播优势,充分发挥自己特长,传播乡村文化,宣传当地特产,促进当地农产品销售,涌现出一批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典型,甚至发展为当地的龙头企业。四是发展民宿旅游。民宿旅游业依托特色资源,集地方民居、特色农业、手工业、乡村文化、地方生活于一体,在很多地方成为实现产业融合的有效途径,也是受年轻人青睐的新业态,创造出新的就业空间。
乡村现代生活
呼唤乡村服务现代化
乡村现代生活的主要特征是现代生活设施全面覆盖、现代生活方式全面普及、现代科技广泛应用、现代生活理念被普遍接受。就目前而言,村民最关心的生活需求有以下内容。首先,改善住房条件。在发达地区,平房改楼房已经十分普遍,新民居建设不仅需要完善的上下水设施,还对抗震、保温、防水技术提出新要求,已经不能靠传统的邻里互助方式完成,而是需要专业建筑队伍。其次,完善的基础设施。道路不仅要村村通,而且通往每一户的巷道也要硬化和美化,自来水要入户并且全天候保障供水,这样才能满足农民改变生活方式的需求,电力改造和网络进村入户也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第三,乡村公共服务的完善和水平的提高。包括开办一站式政务服务窗口方便村民办事,开办小超市、购物店方便村民购物、快递进村,创办老年驿站等等。
当代乡村治理新路径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
新型经营主体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群体,他们有进取精神、开拓精神和参与村务的意愿与能力,是未来乡村治理的主要依靠力量。家庭农场是扩大版的农户,是适度规模经营的典型形式。家庭农场克服了小农户的弊端,激发出了科技需求和组织需求,他们关心乡村发展,有参与村级事务的需求和积极性,是现代农业的基本经营单位和乡村治理的主要依靠力量。家庭农场存在的问题要通过更高级的组织形式来解决,这就是合作社。合作社是把家庭农场和农户组织起来的有效组织形式,被认为是巩固和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重要途径,也是赋予双层经营新内涵的重要体现。合作社理念不仅可以嵌入乡村正式制度,其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特质,也可以激发出非正式制度,形成乡村治理合力。农业社会化组织是适应农户经营需要发展起来的服务机构,承担着为农户、家庭农场提供生产服务的任务,是把小农户纳入现代农业体系的有效组织形式。
尊重乡村发展规律
发现乡村价值
传统乡村具有丰富的治理资源,既有包括信仰、价值观、道德舆论以及情感在内的文化资源,又有基于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的行为规范体系,在乡村形成各类民间组织资源。前者如尊老爱幼、上慈下孝、长幼有序、孝悌伦理等道德秩序,以及敬畏神灵的民间信仰,还有家庭和睦、邻里互助、诚实守信、勤俭持家等优秀品质,广泛存在于传统节日、习俗、乡土文化艺术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中。后者不仅指传统的宗教组织、宗族组织,也包括乡村教育组织和文化组织,如各类协会、地方剧团、民间文艺团体,红白理事会等。这些资源在维系乡村秩序、村落凝聚力与认同感,塑造村民特定价值观念,协调村民之间关系,约束和规范村民行为等方面曾发挥重要作用。随着乡村文化衰落,乡村教化价值降低,一些习俗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逐渐消失。但我们必须看到乡村丰富治理资源的重要意义,善于发现乡村价值,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挖掘乡村多元价值,使之服务于乡村振兴实践。乡村的多元价值还体现在乡村的生产与资源综合利用,优秀文化传承与情感满足,低碳生活与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与新能源的利用,社会教化与文化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只要乡村空间结构没有被破坏,乡村文化基因就不会消失,在尊重乡村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实施乡村治理,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构建新型城乡关系
为乡村注入活力
乡村治理既不能抛弃传统,也不能拒绝现代,而是要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实现治理的现代化。其中构建新型城乡关系至关重要。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能兼得吗?事实上,只有充分的城镇化,才能为乡村提供更大发展空间。过去我们总强调农民收入难以提高是因为人多地少,如今城镇化使得一部分人离开乡村变成城市居民,乡村人口减少了,人均资源增加了,不是一直以来人们所期望的事吗?通过完善土地流转或退出机制,为愿意留乡和返乡的新型经营主体创造适度规模经营的条件,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前提。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渠道,特别是鼓励人才向乡村流动,可以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应该看到,近些年涌现出很多因能人回乡而改变乡村面貌的典型,充分表明人才下乡是乡村治理不可忽视的力量。无论是新型经营主体培育,还是乡村服务业发展,人才是最基础的要素。即使离开乡村的人们,也大都保留着对家乡的情感和为家乡做贡献的自觉意识。退休的干部、回乡的知识分子、返乡的企业家,他们或有知识、有技术,或有资金、有社会关系,是村里有声望和有影响力的人,容易获得村民的推崇和认可。他们在组织农民、带头示范、推广新技术方面,在协调村民关系、维护乡村秩序、激活村民内生动力、调动村民积极性、推动村民参与村级治理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独特作用,被认为是乡村治理中的重要资源。因此,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创新人才向乡村的流动机制,是克服乡村治理观念缺失、社会组织培育不足和治理人才缺乏的有效途径,是推进乡村有效治理的必然路径。(摘编自《国家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