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老康相处几年来，我主观上已能接受他了，但家里摆着的客观情况，又使我十分为难。最后，毕竟是老康的家底厚，他决定以10万块钱来换取我老公的退出。九十年代的十万块，对我来说还是天文数字，我答应试试。
口述/阿秀 文字整理/阿良
●候鸟越冬飞去南方，我之所以斗胆将这段人生故事，断断续续地打了几个钟头电话才说完，因为除了你，我这种基本上是一辈子“外强中干”的性格，还有谁可以倾诉呢？
眼下，故事的尴尬虽无解，更觉得有必要告诉现在的年轻人：曾经试图以婚博财，最后落得个心里憋屈还没处讲的窘迫是啥滋味……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出生在上海老城区的一个人口密集的“贫民窟”。在那个没啥隐私可言的居住环境里，每家再隐秘的事，也会泄露出去。
我们一家三口，母亲、我和弟弟住在一个8平方米的双亭子间。祖籍湖北的父亲在我三四岁时，因为对单位领导不满，硬生生被凑成右派分子，发配到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因为还小，我对父亲没啥大印象。只是在我满周岁时，父母亲把我抱到照相馆拍过的一张合影还挂在家里墙上。看照片，父亲五官端正，身材挺拔，一看就是个有内涵的文化人。听母亲说，父亲性格倔强，心里藏不住想法，且声如洪钟，一旦发起脾气来，一幢房子都听得见。
自从父亲去了劳改农场后，原本少言寡语的母亲，更是忧忧戚戚。家里少了一根“顶梁柱”，没了经济收入，母亲只好到里弄要求糊火柴盒赚钱养家。糊一万个火柴盒才几块钱，我们一家三口就没日没夜地干，小小的亭子间放不下这么多火柴盒，就搬到晒台上，挤占了邻居晾衣服的空间，遭到邻居肆无忌惮的责骂……
我的脾气有点像父亲，路见不平敢说敢干。小学毕业后，我除了帮母亲糊火柴盒之外，还要来了拆纱头、缝矿工用的防尘镜宽紧带之类的手工活，我只想多赚一点钱。
然而，我们一家的日子依然过得艰苦异常，加上当时的物资供应相当匮乏，家里穷得叮当响。耐不住寂寞的弟弟就混迹于弄堂里一帮小混混的圈子，整天干些“偷鸡摸狗”的糗事，不时被公安局关几天，愁死了母亲。不久，母亲因积郁成疾，得了当时民间统称的“神经病”。其实，就是现在的忧郁症，属于“文”的那种。
母亲患病后，我自然得挑起家里大小事务的重担，多年来，生活给了我严酷的磨炼，使我得出了一个强烈的欲念：赚钱！只有赚更多的钱，才能改变命运。
然而，要赚钱得具备许多客观条件，读中学的我，连一件漂亮的衣服都没有，穿来穿去是一件枣红色的灯芯绒两用衫，到天气放晴的礼拜天才敢洗，不然就要耽误礼拜一去学校上课。我自以为长得蛮漂亮，大眼睛、挺鼻梁、瓜子脸，身材条干又好，凹凸有致，这可是父母赐予我的唯一资本了。于是，我暗下决心，按照一本书里说的去做：婚姻改变命运。我耐心地等着中学毕业，所以，对班级里那些“穷男猴”的追求、写情书都不屑一顾。有个男生，和我一样也喜欢文学，长得也英俊，我们一起出黑板报、写小评论，很是谈得拢，倒是我中意的人，可是，他的兄弟姐妹太多了，家里肯定穷，如果我嫁拨伊，这辈子就算完了。所幸毕业后，他去了皖南农村“插队落户”，我因是长女，加上母亲有精神病需要照顾，好不容易留在了上海，但分配的单位却是一家街道集体企业的电子元件厂，每天的工作就是傻坐8个钟头绕电动玩具的小马达线圈……
●说来也巧，厂里有个比我大四五岁的女诗人，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诗歌作品，蛮有名气的。我很羡慕她，于是就主动接近她，参加了她组织的“诗歌沙龙”活动。
机会来了，在诗歌沙龙里，一位大我五岁的先生有了追我的苗头。聊谈中得知，他父亲以前是开南货店的老板，家住太仓路一带的石库门房子，家里仅兄妹两个，家境显然殷实，尽管“文革”被抄过家，但据说后来又还了一点。所以，他平时和我约会，出手蛮大的，德大西餐馆、大光明电影院等处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决定嫁给这位叫潘博栋的男人。两年后，他成了我的首任丈夫。他家有婚房，是一间三层阁，虽不算大，但比起太多无婚房的男同学，实在是天壤之别了。婚后几年，因为有共同的文学爱好，日子还算平静，毕竟离开“七年之痒”还有些时日。
五年后，我们的孩子四岁了，单位里的产品遭到市场淘汰，面临关门，工资也发不足了，加上孩子正在长发头里，太需要钱了。他工作的无线电厂时好时坏，开始走下坡路，奖金收入明显减少。而他却依然埋头书桌，到处投他的诗稿，也不看看已经“改开”的社会形势。为此，我多次劝他可以“弃文从商了”，但他表面应着，却没有实质举动。
他可以不动，而我却耐不住啊：工厂宣布转产，其实是卖给了一家颇有经济实力的乡镇企业。有一条政策蛮对我胃口，自寻出路，厂里发一笔遣散费。
我之所以敢“自寻出路”，其实是早有准备的。在诗歌沙龙的一次活动中，七转八弯竟然认得了一家大公司的李老板，这位出生在南汇乡下头的老板显然也想附庸风雅，学学写诗作词。由于业务关系，他认识市里某局一位掌有实权的康处长，掌管着城建条线中的绿化、运输等业务。我感觉改变命运的机会快要来了。在李老板的引荐下，我们三人隔三差五去肇嘉浜路“青藤阁”茶馆喝茶谈生意。我要改变命运，对谈生意兴趣甚浓，很专注听他们的生意经。凭直感，年近花甲的康处长对我颇有点弦外之音的好感，那时，我才30岁出头，标准的少妇熟女。随着了解的深入，方知康处长是胶东南下干部，身体壮实，待人和蔼，谈吐虽乡音难改，但不乏风趣、幽默。听闻我面临工厂倒闭的窘境，当即关照李老板：“你帮助她开个公司吧，我们一起帮帮她渡过难关，至于业务嘛由我来。”
我终于要开始新的拼搏、可以赚很多钱了！心里虽然很激动，但尽量装出一副矜持的腔调。其实，我真不知道开公司是怎么回事。无论如何，我对康处长雪中送炭之举是心存感恩的。运输业务起步就顺风顺水，尝到了甜头，数着人生第一桶金的3万6千元人民币，我心花怒放。按世俗习惯，我经常寻点理由，不是给康处长送高档烟酒，就是搭准时令送明前茶、应时水果等，试图以礼代情，求得平衡。然而，康处长却根本不在乎这些我以为很用心思的礼物，相反，他还安慰说：“你刚起步，还没赚到多少钱，留着自己用吧。”每每此刻，我心里会激起一朵暖意的小浪花……
公司的业务愈发多起来，忙得有点煞度，但觉得为自己赚钱很值得，再苦再累也不怕。然而，忙完一天的活计，回到家躺在床上，对照家里那位没出息的老公，他不仅无动于衷，还埋怨我外面应酬多顾家少，偶尔还大发脾气，我心里委屈得真想哭。其实，我也想安逸守家，风风光光做个优雅的女人多好。赚钱，不就是为了过上悠闲的好日子么？但眼前的“诗人老公”对我的业务，既不感兴趣，也明确表示不会搭手。他依然热衷于那虚无缥缈的诗情画意。
这段时间，尽管忙得天昏地黑，但我却常常失眠……由于我在家待得少，老公耐不住寂寞，愈发起劲地参加“诗歌沙龙”活动，以至于竟然与一个女诗人有了暧昧。常言道，传话十人，失之千里。这个事传到我耳里时，已是他和这位长相一般般、至今单身的女诗人快要结婚了！这还了得？我历来的矜持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我似乎到了需要重新选择婚姻的境地，之所以还在犹豫，是因为孩子还小。
●话说康处长发给我的业务种类也多起来，除了原先的渣土垃圾的运输，还叫我承包小型的建筑工程，拉上李老板一起干。这明摆着是让我赚更多的钱。我当然懂，于是，晚上的应酬更多了，酒足饭饱之余，老康喜欢跳舞，我就成了他常备的“舞搭子”。借着酒劲，老康常常把我搂得很紧，称赞我的身材有魅力。我也似乎怀着感恩的心态，就让他搂搂抱抱不会有啥大问题，何况自己也是过来人了，毕竟他是让我赚了大钱的恩人，只要没有下一步……
一天，李老板突然给我打来了“大哥大”，说是老康的老妻因突发心梗去世了，还告诉了大殓的日子。在这个关节头上，我是应该去的。老康见我到场，原本忧伤的眼里闪过好一阵宽慰而欣喜的光来。我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白包”，老康默默地收下了，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有点像在跳舞时的用力。
从此，老康约我聚餐、跳舞的频率更高了。酒酣之际，他不仅吐露了家财，还说某个高档街区有他的一处洋房，并向我描绘了设想中以后的幸福生活。渐渐地，我们的话题进入了“如何再婚”的讨论。
和老康相处几年来，我主观上已能接受他了，但家里摆着的客观情况，又使我十分为难。最后，毕竟是老康的家底厚，他决定以10万块钱来换取我老公的退出。九十年代的十万块，对我来说还是天文数字，我答应试试。
经过足足半年多的争吵、纠缠、磨合，清贫而有诗情的老公，终于开始厌恶我这个浑身冒着铜臭味的女人，答应如果赔偿12万就同意我净身出户，唯一的附加要求是，已读中学的儿子归他。
事到如今，只要钱能解决的事，我都答应。
翌年春天的5月，我和老康结婚了，告别了石库门，住进了老洋房，开始了从小就死命追求的幸福生活。
●其实，世界上是没有十全十美幸福生活的。老康和原配妻子有两个子女，一个女儿成家立业，事业有成，尽管对我与老康的婚姻有点想法，但还是出于对老父的理解，就乐得眼开眼闭，自己也可以省心不少。而那位儿子却长期闲散惯了，结过一次婚，没生育，老婆实在受不了他那时刻要惯的大少爷派头，离了。所以，年过半百依然独身。自老父有了新家后，深感自己以后再难啃老，故常找借口来老父新家蹭饭、讨零用钿。
起初，我是乐得维护老康家原状的，反正用不到我的钱。孰料，其子愈发得寸进尺，竟然提出要在我们的新房里搭个床，名曰“照顾老父亲”。其实，他是白天外出打牌喝酒唱歌泡吧，晚上回来吃现成饭，小酒一咪，像死猪一样睏到太阳照屁股还懒床。我几乎成了“老娘姨”。
我和老康商议另外购房，洋房出租。老康同意拿出几百万叫我去找房源。几个月后，我在中环线附近找到了一处130平米的公寓房，决定搬家以避开其无赖之子。想不到，其子打的是“烧香赶出和尚”的算盘，好一番纠缠后提出：“要我撤床，每月得支付3000元，不然，你们尽管走就是啦。”老康老了，事事息事宁人，瞒着我同意了儿子的要求。
搬到公寓房以后，过了三年风平浪静的日子。其间，我经常驾车陪着年纪已过八十、身体还算健康的老康到处旅游，尽享人生的“夕阳红”。
第四年的春节过后，洋房租客多次来电话说，不是门锁被塞进牙签，就是门上被涂了黑色油漆，有一次，门口竟然有一坨人的粪便。问邻居，结果不言而喻；报警吧，民警来过后就没了回应。我们去派出所问讯，一位年长的老警察同情我们，私下里悄悄地道出了真相：人家有背景，早就通好了路子……老康哭笑不得；无奈之下，我也只得同意退租了，心里不爽：少了一份房租收入。
我是户主的洋房退租后，每次去看一下之际，都寻思着再觅新的租客，可是，一旦有新房客入住，以前的恶劣故事便会故伎重演，甚至于发展到在门上贴字条，公然威胁租客不要在这里住。
面对如此的窘境，老康除了叹气，狠狠地骂他儿子没出息以外，一筹莫展。我也知道老康的诸多为难，于是，计划和其儿子面谈一次，摸一下他的“底线”到底是什么。
电话一通，老康儿子的“底线”竟然有二条：第一，老房子太小，住得不舒服，要搬进父亲的老洋房，这样，每月3000元的补贴可以不变，大家太平；第二，假如不愿意也可以，去外面租房，月租费8000元由你们承担，每月补贴不变。所有费用半年一付。请做个选择题吧，如果都不愿意，那么就别怪我……说着，就挂断了电话。
我拿着话筒的手在剧烈地颤抖，也算能说会道的我，此刻却气得无言以对，噙着眼泪，我看到坐在沙发里的老康，正佝偻着高大的身躯，用可怜兮兮的眼神打量着我。他确实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什么叫切肤之痛，真怨悔自己深深地陷入了一个不应在年逾花甲的晚年才出现的“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