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久了，与之相伴的除了人，还有老房子、老设备，甚至一直以来走过的不起眼的羊肠小道，这些都会在时光慢慢发酵中对此产生一定的情愫。随着岁月悄无声息地不间断的流逝，这种情愫会愈发变得浓郁而强烈。三进“小白楼”，是我人生一段十分重要的经历，它承载了我走向工作后的大部分时光，每当看到它，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过往的点点滴滴……

　　情事

　　倾诉与聆听，都市与乡村的情感故事。请勿对号入座。（图文无关）

　　口述：扬子江  文字：石路

　　◆在小镇百狮桥畔的不远处，有一幢普通的三层“小白楼”，如市郊大地上许多企业、单位建筑一样，“小白楼”并无什么显眼之处，要说有点特别的地方，它就是外墙全部用白色面砖包裹着，而不是像其它建筑用了各种色调。它一年四季在那矗立着，望着乡野间的变化。当地许多老人一看都知道，那是上世纪70年代建造的农场建筑公司一处办公楼，现在是镇政府所在地。

　　初夏，白日很长，清晨5点多，天就亮了。小镇的阳光，一如既往地打远处的东边沿河升起，突兀在云层外，红彤彤的，光线不紧不慢地映射下来，照着“小白楼”的外墙，外立面乳白色面砖里泛着一点黄，远看有点模糊，分不清是白、还是黄。它外形老旧，并且早已过时，里面的空间更显得有点局促狭小，可纵然如此，它现在却成了小镇的地标。

　　我在这幢楼里，前后也工作了近30年，可以说，是楼里的老人了。再过1年，我就要离开这楼，退休回家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市郊某农场一家服务单位任职，事情不是很多，也相对安稳和简单。可我心里想，自己这么年轻就在这似乎是“养老”的单位，觉得不适宜，也不合我心愿。于是，在朋友的帮助推荐下，我调到了这幢“小白楼”所在单位——一家农场建筑公司，在里面任办公室主任。这也是我第一次进这“小白楼”。

　　听楼里的老同志讲，该幢楼原本是二层，在那个年代也算不错了，后来企业发展需要，再加之本身这幢楼建造的时候打的地基就是三层，于是，它顺理成章地加层变成了三层。那时，农场正逢改革开放大好时机，在市场经济推动下，与许多乡镇企业一样，纷纷扩张经营，扬帆远航。我所在的这家建筑公司，也先后走出农场走进市场，所辖企业也由原来建筑工程队、建材供应站、建筑钢窗厂、混凝土制品厂等6家单位一下子增至10来家与建筑相关的门类企业，特别是门窗工业、装潢业一下子发展迅速，效益自然不错。

　　我在公司里，主要忙着办公室事务，写信息、拟规划、办简报，还有许多会议、对外活动事宜等。有时为了发展需要，还要时常与同事一道外出考察项目、洽谈业务。累是累点，但心里充实，也学到了不少经营管理上的门道。

　　每天紧张地劳作，常常还因时间紧、任务重，不得不熬夜加班。时间久了，使我这小体格一下子垮了。那年，持续一段时间的白天晚上连轴转，使我不幸罹患急性肝炎，住进了医院。

　　在农场职工医院的隔离病房里，每天打着点滴，四周静悄悄，很是寂寞，心里总想着能快点恢复，早日出去。公司领导来看我，不能直接进病房，而是在外面的小窗口上，见一面，简单说两句便完事。一个多月时间，真是难熬，家里人也着急。好在自己年轻，病情如期得到控制。回家后休息了几天，我便着急地重返岗位，每天又在这幢“小白楼”里跑上跑下，忙里忙外。

　　几年后，市场竞争逐步激烈，公司也先后进行了一定的产业整合，走专业化道路成为了今后方向，而非“专业”的我也面临着新的抉择。最后，在组织推荐下，我离开了建筑公司，离开了这幢“小白楼”，去了农场广播电视站，担任专题部主任。

　　◆农场广播电视站，是一个场部直属单位，每天工作就是深入农场田间地头、工厂企业等地进行采访拍摄。平时也需要参加农场各级会议，如春耕备耕、夏种秋收动员会，农机展示会，劳动竞赛大会以及各种大型文体活动等。采访回来，就是写稿、编稿、做片子。广播、电视节目隔天要更新。我负责的专题，每周一期，类似“新闻透视”，属深度报道，通过解剖（阐述）一件典型事例或一项重点活动，来反映某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及其带来的思考。

　　记得有一次，我随农场派出所、治安联防队一起去开展禁种铲毒、突击整治罂粟活动。我们先后来到农场的一些偏僻田间、生活区，还有承包户鱼塘等周边地区，一下子铲除了好几个地块上种植的零星罂粟。这些种植的罂粟，有的是野生的，有的是个别人有意为之的。回来后，我连忙与同事一起组织节目，撰写了专题稿，然后在农场广播电视节目中播出。这篇专题后来不仅在《上海法治报》2版头条刊登，还荣获当年度上海市企业有线电视好新闻节目评比二等奖。

　　在农场广播电视站工作了有3年多，自己年年被评为上海农垦系统对外宣传工作先进个人，每年在市内外各种报刊、市电台的发稿量近百篇。

　　上世纪90年代末，农场持续深化改革，相继成立社区管理中心、后又成立跨农场的社区管委会，机关就设在这幢“小白楼”。原来的农场建筑公司，拆分为2家专业公司后，已“落户”在市区了，在更大的市场中去迎接新的挑战。

　　农场广播电视站也在改革中面临种种困扰，一方面因上海有线电视网络逐步全覆盖，频道资源紧张；一方面基层广播的作用也大不如前，收听率正逐步下降，裁撤是迟早的事。此时，已有相关风声传出。正巧，这时农场正在招聘新成立的居委会负责人，我就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加。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竞选成功。我在一个有2000多户的居民小区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居委会主任。

　　虽说是新的行当，也多半是做群众工作，可想是这么想，心里还是没底。老百姓的事，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就业、救助、卫生、治安、调解、环保、创建，许多事都得去关注、去落实、去解决。光靠居委会几个人肯定是不行的。我与其他2位居委干部一起商量，把小区分成“块、组、楼”三个架构，动员一些退休党员干部、居民积极分子分别担任块长、组长和楼长。有了这支队伍，我们就有了依靠的力量。

　　自治是社区的核心。我们小区的各项活动也随之如火如荼地展开。我也把自己的想法向社区党工委作了汇报。在得到肯定后，我们从实际出发，先后创设了“邻里互助”“志愿巡逻”“卫生包干”“政策进户”“文明公约”等群众性自治项目，特别是“文明公约”的制定，我们采取人人参与、人人献计的方式，汇集大家的智慧，从“做得到”向“做得好”逐步演进。最后，我们大家共同定了10条通俗易懂的内容，在小区广为告知，得到了大多数居民的响应，同时也吸引更多人来共同唱好社区这台戏，增加归属感。

　　没两年，许是看我干得还可以，社区党工委在一次年底考核后，就把我调了过去，担任农场社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这是我第二次走进这幢“小白楼”。这一干就是10年多。期间，我经历了跨农场的4次社区合并。

　　◆2008年下半年，农场社区属地建镇，镇政府就设在这幢“小白楼”。建镇后，我先是任镇办公室主任，后任镇党委宣传委员。直至2011年换届时，我被调到崇明县委宣传部，才离开那幢楼。在县里，我任县文明办副主任，主要负责各级各类文明创建、志愿服务以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等工作。这期间，我也相继得到了去北京中央文明办组织的各省市（区）县文明办主任培训和随上海市文明办赴德国荷兰考察学习民间组织志愿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际遇。这两次经历，使我既拓宽了视野，又得到了莫大的学习提升机缘。2013年底，因工作需要，我又被组织上调回到原先的镇里工作。这是我第三次走进这幢“小白楼”。

　　回镇上，我先后担任了行政副镇长、镇党委副书记。这也是这座小镇建镇以来的一段重要发展时期。“生态立镇”的定位，使农场到小镇的变化，足以让人兴奋、回味。大地肥沃，粮食连年丰产；招商引税，吸引南来北往商家涌入；生态旅游更是红红火火，“自然回响”“东滩源”“中医药文化园”声名鹊起，尤其是前些年在此举办的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更是把崇明、把东平小镇推向了全国。“这里还是全国第二批特色小镇。”我总是这样自豪地向外人介绍道。

　　漫步街头，2公里长的街沿，一棵棵梧桐高大壮硕，堪称“小镇一景”。这是农场老围垦栽下的。树上斑驳沧桑的痕迹，是他们给后人留下的创业记号。街上，社区公共客厅、小镇公园、市民驿站、睦邻中心……这一切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深感进步与繁华。“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我们深刻地感受到祖国的强盛，也亲眼目睹了我们身边的巨大发展与变化。”不少小镇的老人经常围坐在街口一棵大型的白玉兰树下聊天时说道。他们发自内心真诚的话语讲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幸福感自是满满的，美好生活让更多老人在此安享晚年。

　　变化太大了。而唯一不变的，就是那幢“小白楼”。一些人说，建镇已好多年了，该有一幢全新的办公大楼，何必一直蜷缩在这狭小逼仄的空间。现在郊区，哪有像这么小的镇政府。纵然如此，“小白楼”依旧在静静地陪伴着这里的每一个人，承担着它当初不曾想到过的使命。

　　2021年8月，我因年龄关系退居“二线”，在镇上担任调研员。临近退休的我，在“小白楼”已是待一天、少一天。看着这里依旧进进出出的人们，看着这里渐渐老去的每扇门、每节台阶，回想在这里我的太多美好人生，心里只想说，在有限的时间里，愿作春泥更护花，也愿“小白楼”永远闪现它朴实的光华。